我小的时候，每逢年节，爷爷都喜欢喝点黄酒，还要用一个专用的温酒盅烫酒，瓷酒盅外面有花鸟纹饰，里面倒满热水，盛满酒的酒杯放在热水里，上面盖上高起的圆盖儿，保持酒的温度。到了中秋前后吃螃蟹的时候，有时会在院子正中摆上八仙桌，桌子上方临时拉过来一盏电灯，绿蔓秋鸣，持螯赏月，这时的酒自然也就喝得多一些。平时晚饭主食多以米饭为主，当然1960年前后大家都要饿肚子的时候例外，记得那时候吃的是黑紫色的白薯面窝头。正常年景，应时节令，家里也会吃些糯米做的食物。我们小辈称呼外祖母，不是按北方人的习惯叫“姥姥”，而是按南方人的叫法称“外婆”。不过，这个称呼也可能是跟着表兄萨本介叫起来的，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辈头一个出生的孩子，大姑父萨兆放又是福建人，于是表兄就为我们这些弟妹做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范。可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本介表兄的称谓属于特例，那么姑祖母外嫁的王家可是地道的北方人，可是他们称呼我的曾祖父，都是叫“外公”，而不是“姥爷”，这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大概总是与南方的渊源分不开。回想起来，祖父祖母日常说话虽然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可是日常生活习惯中还是多少透露出了一些家族源自江浙的遗传痕迹。
我的高祖遇泰公，字星阶，夫人戴氏，育有三子二女。
曾祖元章公，行三，字雯青，号妙因，夫人李氏。在报考院试时，曾祖父自改名“謇”，意谓成千的人考中才会有望，结果那次他真的考中了，成为一名秀才。前面提及的堂兄程云仙，即为元章公长兄元昌公之曾孙。
我的祖父名鸿憙，字泮生，号灵达，生于1899年，属猪。
祖父是长子（大排行行七），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荷生未及成年即已离世，小弟弟运生年轻时因肺病亡故。大弟弟（行八，名鸿志，字鹏生）也患有肺结核，想照着老法子靠娶妻冲喜改善病情，结果婚礼过后不久即病殁，新娘没有圆房就做了寡妇。曾祖母看新娘可怜，收作女儿。曾祖母去世后，她就跟着我爷爷奶奶一起过，我称呼“好奶奶”。好奶奶叫张载之，河北南皮人，与晚清名臣张之洞同宗。记得小时候在好奶奶面前提到张之洞时绝不可直呼其名，只能叫孝达公，或是文襄公。后来爷爷把二叔和二姑都过继给了好奶奶，老人家算是有了一儿一女。我初到北京时还不满4岁，晚上和奶奶一起睡在北屋东里间，上小学四年级时，奶奶要带更小的弟弟了（三叔的儿子，我的堂弟），我就搬到了好奶奶住的西厢房，和她做伴，一直住到“文革”爆发。
1917年，祖母金氏（祖箴）在济南生下我父亲，产后不多日，还没出月子，便殁于产褥热。我的祖母是怎样的家世现在说不清了，但是听我爸说，金家四舅和金家小姨与程家曾经还是常有来往的。即便是我家从济南搬到了北平以后，在海关做事的金家四舅也常常借出差的机会到我家造访。而金家小姨的年龄与我爸和大姑接近，加之又是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所以那时常来我家，尤其和我大姑相交甚好。
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于是我爸陆续又有了7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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