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将居所起名为“艺庐”，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谜，因为在他丰富的阅历中，列数投身过教育，从事过设计，也听闻过他当过宫，经过商，唯独从未听说过他从艺。
曾在总政歌舞团政治部任干部干事的好友张跃对我说过，他看过我的档案，里面记载着祖父确实曾经当过官。祖父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任职过老家南通的建设局局长和黑龙江省的建设厅厅长等等。后来我也是在上海的陆焕文伯伯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说，你祖父思想活络，变革很快，那时候就知道顺应时代潮流，崇尚实业救国，于是弃官经商，从东北回到上海后开了家锁厂，这可是个在当时很时髦很赚钱的买卖啊。锁生产出来了，上市了，就是不知为何这锁老是卖不出去，赶紧派伙计四处打听，才知道同时有个很知名的胡厥文先生(祖父后来与其也成了好朋友，抗战期间还与他在武汉共事过，武汉沦陷后，胡厥老曾去重庆担任了全国厂商会迁川联合会主任，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开了个锁厂，产品价格要比我祖父的便宜。伙计回来将实情一报，祖父说马上降价!结果仅仅好了一两天，转眼又不灵了。再派伙计去打听，才知道人家胡家的锁价也降价了。如此这般的拉锯战，我祖父终因敌不过资金比他更雄厚的胡家，败下阵来。
陆伯伯说，败下阵来的祖父去过他的好朋友黄炎培先生的中华职业学校教书，抗战时还短暂地去过福州，做过福州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后来我在祖父上海的故居里，还真发现了不少他在福州职校授课时用的巨幅机械设计图，以及与学生一起画的水墨花鸟和素描写生。在上海的故居里，我还见到了祖父曾用过的琵琶、围棋。也是在那一年，陆伯伯介绍我去拜访过我祖父学生的学生，曾任上海轿车总厂的张旭厂长，是他告诉了我祖父的另一面：“郁老夫子业余时间里一般都沉浸在琴棋书画中。”哦，我终于明白了，或许，这也就是他将桂林的居所取名为“艺庐”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在老照片上，我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因为他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但是我的名字是祖父取的，据说取名字时他已经在上海摔坏了身子，脑溢血了。然而他还是写了信来，为我取了“钧剑”这个在大干世界里不太容易重复的名字。
我出生前艺庐就已经经过了“社会主义房屋改造运动”，艺庐里的十多间房屋大部分改造给了国家。正如此文前面所提到的，父母为了表示觉悟，还额外地将艺庐千余平方米的大门门厅、汽车通道统统赠送给了政府，让蜜果厂改建成厂房。后来发现自己的出路都没有了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自己建在厂房后面的院墙拆掉，寄人篱下地改走蜜果厂的大门。
走人家的大门，就得归人家管。那时蜜果厂的厂长姓樊，老家也是江苏的，并且跟祖父认识，听说他也是抗战时期南下到桂的“下江人”。当时桂林人把因抗战疏散逃难来桂的江浙一带人，统称为下江人。为什么叫下江人?我琢磨着应该与古诗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有关，江浙在长江的下游呢。因为有这几层关系，樊厂长一直对我们家十分关照。只要看见我在厂区里玩，总会走过来逗逗我，或者送我两颗蜜果、一只李饼，顺便给我讲讲这个院子的典故。
有一次，他对着被水泥封掉的艺庐大门，指着门楣上镌刻着的，已经斑驳褪色的“艺庐”两个字对我说：“这个厂、这个院子过去都是你爷爷的啊。”当时他倒是有嘴无心地随口说说，可幼小的我却是有心地牢牢地记住了。后来不久爆发“文革”了，蜜果厂的“造翻派”将艺庐断水断电，前厂后院的墙壁上到处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并要把我家扫地出门。那时候我十岁，年纪虽小，胆子却大，敢跟他们吵，说凭什么你们要赶我们走? “造翻派”说，你们是剥削阶级，走我们无产阶级的大门，我们决不答应!我说，谁说是你们的大门?这大门、这院子过去还是我爷爷的呢!
P24-25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稿。
前半部分的不少内容是我过去写的一篇篇散文，如今进行整理所得，许多地方大幅度地修改并重写。造成修改和重写的关键原因是，过去我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多凭感性记忆，所以很多内容感性记忆多于准确信息。而且当时仅是一小篇一小篇地分别在写，也就没有太讲究准确的必要性。
如今把它系统地作为我在桂林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自传”，其准确性就必须得讲究了。在这几个月里，我几乎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查阅各种桂林的历史资料以及我的日记、笔记，幸亏我当年有记日记和笔记的习惯，很多记忆都找到了出处。
在这几个月中，人很恍惚。由于读当时的日记多了，我一下子就回到了从前，一直恍惚在当年的人和事中。常常在梦里、在情里，觉得时光倒流了，我就是生活在当年了。每天晚上我都可以跟逝去的父母对话，跟逝去的肜团长等故人对话，都可以与往事沟通与连接，我觉得世界上是存在“通灵”的。
为了准确地记录下有很多日记上并没有记载的人和事，我曾多次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现代通信手段向老同学、老朋友求证。在此，要特别感谢好友史克林、习永光、胡剑平等及中学同学李湘阴，尤其是胡剑平，身在美国还用短信回复我的询问。
此书稿写完后，我通读了六七遍，也修改了六七遍，仍感到挂一漏万、意犹未尽。比如说，我在《序》中写道：“如果要我说，桂林什么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首推当然是米粉。”这可是句心里话，但在这部书稿里，我却还真的没有说得过瘾，真有点意犹未尽。
一眨眼，离开桂林将近四十年了，每次回到桂林必须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每次一下飞机，还没等见到父母呢，就会在回家的路上，先在路边的米粉店里过一把桂林米粉瘾，常常一口气能吃它个四五两。
我听说过米粉源自黄河流域，桂林米粉的产生是因为秦朝时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兴安境内挖掘灵渠，以疏通漓江与湘江的水路运输，而由来自陕甘黄河流域的秦朝军队，将米粉的制作技术带来的。聪明能干的桂林先人将此技术发扬光大，使“桂林米粉”成为了当今“米粉世界”中独树一帜，并且独领风骚的品牌。
哦，难怪当今桂林的兴安县有“米粉节”。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最喜欢吃桂林米粉?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实在要追究起来，那应该是来自童年的记忆，而且是我童年里最深刻的记亿。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也就是我人生的味蕾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就深刻地留下了桂林米粉的滋味。那时候，国家遭受着天灾人祸，没有东西吃，在幼儿园里，只有每个星期六的早点才是十来根素米粉。幼小的我和同学们竟然对这十来根一小碗的素米粉，都是每个星期盼三天，再回味三天。
当时桂林的街头是有挑着担子卖米粉的，尤其到了晚上，在城公寺一带就有这种“担子米粉”卖。一个老头，一挑担子，担子一头有个炉子，上面放着锅，锅里翻滚着冒着米粉的热水，锅旁边还放着装卤水的瓦缸；另一头放着一盏煤油灯，灯下有几个小碗，碗里装着剁辣椒、葱花末以及簸箕里成坨的米粉。米粉下面有一桶洗碗水，洗多了碗的水的颜色就跟卤水差不多了。那时候母亲是绝对不允许我去吃这种米粉担子的，她说太不卫生。但父亲带我是去吃过的。虽然没有卤肉、锅烧，但味道依然鲜美极了。那种似乎不可再有的滋味，至今仍长留在我的味蕾记忆里。
桂林米粉是用大米经浸泡、碾碎、蒸榨而成，形圆而细如绒线，极富韧性弹性，因而口感滑爽。做桂林米粉的米和水都很有讲究，米要用桂林附近特产的糙米，据说以灵川那边两江的米最好，而水一定要用漓江的水。如果用了北方的大米或者别的地方的水，做出来的米粉就易碎易断，口感也不好，吃起来渣渣的。由此可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说得绝妙。养人首先是水，水好人才好，好山好水的地方，必出好人才。由此推理，但凡食物只要水好，食物才好。桂林米粉如此，其他食物亦如此。比如说茅台酒，茅台酒厂就建在赤水河边，出了厂区，到了茅台镇，赤水河的河段变了，水质也变了，同在一个地区酿出的茅台酒，味道就相差了许多。
另外，吃桂林米粉还当讲究的是配料，一般有汤粉和卤粉两种配料。如汤粉中可用鸡汤、排骨汤，也可用牛腩汤、三鲜汤等盖浇。卤粉则要用鸡鸭猪牛肉或他们的内脏熬过的卤水浇拌，卤水中有一味必放的佐料是桂林独有的罗汉果，甘甜鲜美。卤粉最重要的是米粉面上配放的卤菜，有叉烧、牛腱肉，最有特点的是锅烧，这是一种油炸过的带皮的猪肉，又香又脆，很多人都爱这一口，但奇怪的是我最不喜欢。桂林还有一种极富盛名的米粉叫“马肉米粉”，除了它配放的卤菜是卤马肉片外，每碗只有几根米粉，也是它的特点。因为量少味美肉奇，往往吃起来一碗接一碗。我曾在桂林的官府宴会上吃过这种“稀罕”，并没有感到像传说中的那么独特，倒有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
无论汤粉或是卤粉，最后一道程序都是要再配上些许切碎的碧绿的香葱、通红的辣椒、黄黄的酸豆角，以及油炸黄豆或花生米。往往一碗米粉恨不得半碗配料。我问过卖米粉的老板，米粉实为经济小吃，为何如此繁杂?老板答非李商隐、黄庭坚、范成大、柳宗元等等。要说近代到过桂林的文化名人、政治名人那就更多了，除了文章里提到过的抗战时期到过桂林的文化名人欧阳予倩、郭沫若、夏衍、田汉、徐悲鸿、巴金等人，还有许多政治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等，还出过像李宗仁、白崇禧这样的政治人物。假设我们在古南门榕树楼下的黄庭坚系舟处，塑上黄庭坚的像，在叠彩路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前，塑上周恩来的像，在解放西路的艺术馆门口，塑上欧阳予倩、田汉的像，凡此种种人物塑像有朝一日或站或坐，或青铜或汉白玉，在桂林的各个文化风景名胜古迹处雕塑起，就会让前来桂林观光的中外游客在领略了举世闻名的桂林山水后，更领会到了比山水风光更为厚重的另一道景观，即文化文明在桂林无所不在。或许，这也是让世人更强烈地领略到桂林文化名城的名副其实，增添桂林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含金量，对于桂林的老百姓来说，也能增添一份自豪感和凝聚力。
我爱人生，就自然会爱桂林，因为我出生于斯。我爱父母，也自然会爱桂林，因为父母葬在这里。
我一直在问自己，拿什么来回报桂林?在我从艺四十周年之际，在我的母校广西师大附中建立七十周年之际，我回母校成立了“郁钧剑奖学金”。该奖学金有点另类，它不像目前社会上大都数惯用于奖励贫困学生的奖金那样，而是要奖励那些品学兼优、刻苦励志的好孩子。几年来，已经有近百名这样的好孩子得到了这份温暖。不少还考取北大、清华。我不是大款，但我有一颗多大的款也买不来的慈悲心。
一句“意犹未尽”，让此后记中慷慨激昂的话又说了不少，悲凉伤感的话也说了不少，再说几句温暖贴心的话吧。
一是想告诉大家在我离开桂林的当年，我家就搬出了八角塘。那是因为我家在“文革”中被赶出东镇路的、那栋祖父留下来的居所，在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的亲自批准和桂林市委韩炳文副书记的亲自领导下，得到了“落实政策”。由市政府重新在骝马山下划地按东镇路旧宅的原面积、原质量并出资为我家新盖了居所。
二是想告诉大家我于1985年在北京成婚。婚姻是家里人介绍的。1986年女儿出生于青岛。
我的结婚喜宴一共举办了三次。第一次在济南姑妈家，第二次在青岛小杜父母家，第三次在桂林父母家。三次喜宴中只留下了唯一一张照片，那时候还不时兴拍喜宴照，更没有婚纱照。
在济南举办第一次喜宴的原由是，我与小杜的相识是1982年春节我在济南郁维修姑妈家过年时，由堂姐夫饶守坤(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亲自“做媒”的。照片中我与小杜向堂姐姐顾民敬酒，在小杜与堂姐姐中间正埋头吃饭者为饶司令。
老话说，“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我戏说，“世上该有落笔的文章”。
在此文章落笔前的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中央党校的同学、广西师范大学的梁宏校长，是他介绍我联络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接洽我的这部书稿。因为广西师大是我母校的母校，又是在桂林，具有多重的合作意义和纪念意义。
同时，我还是要问自己，你拿什么来回报桂林?
回报乡愁，我嫌自己太轻；回报友情，我嫌自己太薄；回报山水，我嫌自己太浅；回报养育，我嫌自己太少。
回报多少才算是够?那是我一生对桂林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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