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拂去历史的尘埃
20世纪是我国近代史中变革最激烈的时代，从满清王朝、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又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新中国诞生。
张充仁爱憎分明的一生，基本上贯穿了整个20世纪，本书将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叙述一位老艺术家、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20世纪中的人生经历与时代变革之间演变的故事；展示激烈动荡的大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身处激流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为了使读者对张充仁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有个比较客观的了解，笔者搜集了一些文史资料，作为本书开卷的“引言”。
第一节徐光启先贤奠徐汇
在上海西南面有黄浦江的两条支流肇嘉浜和李漎泾在当地交汇，其交汇处的南面是明末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1562一1633年）的故居。徐氏经科举人仕，他对释道两教均有研究，并深究宋、明理学。17世纪初，徐光启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相识，他俩合作翻译了数学、天文、地理、水利等卷籍，他从传教士处学习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并皈依了天主教。徐光启在当地建立了农庄，躬行实践，著书立说，传播科学文明。1633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在他逝世前八九天里，连向崇祯皇帝上四道奏疏，说的都是修订历法《大统历》的事。直到临终前一天，还请人代笔上疏，列举修历有功人员的劳绩，特别对传教士罗雅谷（JacquesRho）和汤若望（JoannesAdamSchallyonBell）大加表彰，说他们“数年呕心沥血，几于颖秃唇焦，功应首叙”。而对自己却说：“臣才识疏庸，滥膺重任。”他想到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修历人员，而不是自己。徐光启晚年生活拮据，贫病交缠，但从未动用一文公款。正如著名学者张溥所言：“古今往来，廉仁雅博的大臣，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啊！”1641年，崇祯皇帝御赐在此建立墓园，安葬大学士徐光启；此后，徐阁老的5个孙子等也安葬在这里。为了看顾“阁老墓山”，徐氏后裔聚居于此，随着他们的后代在此两河交汇之处的逐渐繁衍和发展，这里逐渐得名徐家汇，成为上海天主教徒的聚居区之一。
1839年，南京教区代理主教罗伯济神父带领江南的天主教友上书梵蒂冈，请求教宗重遣耶稣会士来华传教。1842年7月12日法国耶稣会派遣的南格禄神父（ClaudeGetteland1803——1856年）等抵达上海。当年的8月底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历史学家以往一直笼统地说：基督教会是借着不平等条约，强行进入中国传教的。实际上，这个说法混淆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据史料记载：早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的盛唐时期，天主教（景教）就已传人中国。后虽屡遭迫害，但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已在内地传布开来。而南格禄神父等是应江南教友的申请，于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前，经在华传教士的安排，按明末清初以来的天主教传统渠道，进入上海的。
1843年，上海宣布开埠后，在短短的20年间，沪渎从原来不起眼的渔村荻港，迅速发展成中国沿海的大都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在这种大发展的背景下，1847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常熟教友中募得捐款，在徐家汇购置了第一块土地，开始建设耶稣会总院、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和徐汇公学等一系列设施，为徐家汇的宗教文化事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节＼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就在徐家汇南半里许，肇嘉浜又和蒲汇塘河在此交汇。道光十六年（1836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命令上海知县开挖疏浚肇嘉浜、蒲汇塘、李漎泾等河道，将污泥堆积成山，积在河湾处，此地因之得名“土山湾”。
1849年，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天主教会在松江、青浦开展赈灾活动，意大利传教士柏葆禄神父（Paolo．Pacelli1812～1850年）收容了400名孤儿，建立青浦孤儿院，由于伤寒症在孤儿中漫延，柏神父在照顾病孩时也染上了伤寒症，于1850年病逝。此孤儿院只得与在横塘的孤儿院合并，后又迁至上海西乡的蔡家湾，由意大利传教士夏显德神父（FranciscoGiaquitol8l8一1864年）负责。夏神父在孤儿院服务6年，他护理病孩、教他们读书写字，还创建了成衣作、制鞋作、木工作和印刷作坊等，培养孤儿们能掌握一技之长。此后，夏神父调走，由法国传教士马理师神父（LouisMassa1827一1860年）负责。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放火烧毁了孤儿院，马神父为了保护孤儿，被太平军杀害，孤儿们临时撤退到相对安全的上海董家渡和徐家汇，夏显德神父调回来继续为孤儿们服务。1864年初，伤寒症在难民中暴发，很快传到孤儿中间，夏神父照顾病孩，也不幸染病，于4月底病逝。成为在15年里第三位死于孤儿院事业的外国传教士。
为了使孤儿们有个永久性的住所，天主教会于1864年购下土山湾一带土地，将土山推平，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孤儿院南楼，安顿从徐家汇和董家渡迁来的孤儿们，办起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图1）。传教士们传承夏显德神父的做法，对孤儿们“衣之、食之、教诲之，授以一技之长，使之能自食其力，立足于社会”。P1－3
25年前，余因公赴法国考察，在巴黎时，拜访了世交前辈张充仁老先生，畅谈竟日，相聚甚欢。当时正值欧洲掀起“张充仁热”，我对张老说：“您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做出了很大贡献，也获得了欧洲人民对您的尊敬，但国内对您却知之甚少，应该将您在20世纪的经历和见闻写下来；这不仅是位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个人经历，也是时代的缩影，后人阅之当有裨益。”张老答道：“我一直想写本自传，也写了些，目前工作繁忙，无暇续笔，以往曾有友人帮我写过，但我不满意；如你感兴趣，我倒很希望你能帮我写本传记。我们是世交，我看着你长大，更重要的我们都是基督徒，有共同的信仰，你能理解我，我也信任你。”盛隋难却，我只得允诺。
2003年拙著《泥塑之神手也————张充仁的艺术人生》出版，出乎意料的是陈鹏举、王琪森、顾卫民、王珲等学者教授，纷纷撰文赞扬推荐，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两次全文连播了这本传记；在张充仁先生诞辰100周年时，还拍了五集电视纪录片《泥塑神手————张充仁》，在电视台播出。这真使我这个已退休的老科技人员受宠若惊。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文笔浅陋，这本传记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张老的精神和事迹感人至深。
10年前，上海成立了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与张充仁纪念馆，汇集了很多专家、学者从事对张先生的研究，发表了很多有份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10种洋洋巨著，硕果累累。而新成立的上海土山湾博物馆，也相继出版了3种有关著作。面对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产生了重新充实、修改和提升这本传记的想法。
2010年经友人介绍我和香港某出版社签约，出版张充仁先生的传记，销往港、澳、台、东南亚和北美华人地区，宣扬张充仁的艺术成就和华夏文明。笔者深受鼓舞，不顾老迈，奋战经年，四易其稿，终于将张充仁的新传记完稿。但意想不到的是该出版社竞二次违约，连书稿都不知所终，只得重新握管，再修新篇。
著名传记作家罗光曾经说过：“文学传记中所说的，句句都应该有史实作根据。文学传记作者可以剪裁历史，但不能虚构。”笔者遵循前辈的教导，在撰写本书时，再三核实资料，去伪存真，对有时已经模糊的记忆，则尽量注重考据，做到言必有据。同时对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也不打算回避，把过去欲言又止，及有意隐晦的某些事实，也原原本本记述下来，目的是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张充仁。
本书得以顺利完稿出版，得益于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宋浩杰副局长和冯志浩主任的大力支持；出于同样理由，我也要感谢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的郁贤镜先生领导的团队，为我提供了大量素材。充仁画室的简庆福、吴知源、应芊芊、朱亚新、徐信、余克明等前辈，上海油雕院的赵志荣副院长，香港著名雕塑家沈默，旅居欧洲的张老令爱张以菲、张以芳女士，台湾的林村源董事长，以及张老的忘年交陆忠文、蔡胜平、纪仁桐、张锦一、蒋日宏等先生，为我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摄影大师简庆福世叔为本书题签，李天纲教授为拙著赐序，都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还要感谢孙佩韶艺术总监的团队和本馆的同仁们在图片制作和文字处理方面所作的细致＿T作。
笔者年近八秩，垂垂老矣，但欣逢盛世，老骥伏枥之志犹存，意想不到为了写张充仁传记，竞把我的人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使我的晚年能过得更有意义。如天假以年，我还想把摄影泰斗简庆福的传记写好，作为我人生最后的奉献，也是为了崛起中的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添砖加瓦，圆自己的“中国梦”。
今年适值家母王素娥女士诞辰100周年，谨以此书献给我英年早逝的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弟送进著名的磐石小学和震旦附中，使我俩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而终生获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