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中，曾国藩向父母禀报了九弟国荃在京生病之事。作为一名深受理学思想熏陶的士大夫，生病虽属平常之事，但是身体上所发出的病痛信号，却是一种未能很好修身的体现。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修身”有着两个重要的指向。前一封信中，曾国藩讲“修身”，主要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反身而诚”，这是作为道德的自我的“修身”功夫。但是，儒家并非泛泛地讲道德修为，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儒家对于身体本身，也有着极具人文色彩的关爱，对生命表达了一种养护、珍惜的态度。
首先，身体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天命的载体。身体的疾忧与自然的变幻有很大的关系。《周易》中将人的身体视为阴阳二气氤氲而生，所以，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定是与周遭的环境间有了隔阂。现代人生活在都市，离自然越来越远，习惯了药物对疾病的控制，却忽略了身体自身有着一套与天地自然相合的系统。其实，很多时候，身体发出的信号，只是在说明，它与周遭的环境正在磨合之中。在信的第二段中，曾国藩讲到九弟国荃生病的情况时，便向父母说明了医生的诊断，九弟的症状恐怕是北上之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才会出现的状况，父母不必特别挂心。
其次，身体还是父母的馈赠，是父母之爱的承载。《论语》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孟武伯问孝，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汉代的马融将“其”理解为指代“子女”，这句话的意思是儿女不要做乖张之举，使父母在健康之外无须再为子女担心，这便是尽孝了。所以，从尽孝这一点上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子女对父母最初的继承，是父母给予子女的生命礼物，因此必须要很好地爱惜它，才算是孝的发端。在信的第三段，曾国藩回忆了自己自入京以来，家人频有生病，也让他感到需要在外更好地照顾自己，以免父母牵挂。这种对自身的爱惜，就是对父母的疼惜。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儒家对于“身”有着很深厚的理解。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保身”是对于孝道的坚持。从更接近“道”的角度而言，“保身”则是天人合一观的表现。《易传·系辞上》中，谈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男女之道便是乾坤之道、阴阳之合，人的身体便是乾坤之道流行变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身体是“道”的实现，人道与天道实则是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早在《易》中就已出现了。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一说，认为“人”实际上是“天”的投射，人的身体是仿效天的形态而形成的。“人副天数”将人与天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天的灾异也意味着人问的祸乱兴衰。这种接近神秘主义的说法，也成为谶纬之说在汉代兴起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在天人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在中国古人眼中，绝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躯干那么简单。“身体”是“道”的一种呈现，因此“保身”意味着对道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修身”不只需要从道德上锤炼自身，在“身体”上也应注重阴阳调和、神清气爽，以“保身”为重。
最后，曾国藩在感慨入京后家人的健康时，亦对祖父母、父母表达了感激之情，这是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祖德”观念。中国人在对待祖德与福报这件事上，与其他民族非常不同。印度的宗教认为人活着即是“苦”，因此想要求个解脱，个人与自己的祖先除了种姓上的联系外，便是独立的。一个人的所为，只是为了求个解脱。基督教则认为，人在此生的生命，是为了到了末日审判，最终由上帝挑选是否可以进入天堂。唯独中国文化不一样，一个人的福报，除了个人所为，很多都是“祖宗庇护”。祖先因为做了很多善事，才能为一个家族积德，在世长辈的所作所为，也直接关系到子孙的福报。在传统信仰中，中国人的行为一定是与家族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民间信仰中的“中元节”等，都与祭祀、扫墓有关，这其中就有向祖先表达感恩“祖德”庇护的原因。所以，曾国藩在此会将身体的康复归结于祖父母、父母的庇护，这也是感念亲恩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保身”不仅体现出一种对生命之大本的敬重，也体现出君子对孝道的践行。所以，“保身”不是单纯地渴望身体健康，它更是“修身”的一个维度，是君子实现天人合德的重要途径。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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