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重
作者：叶青,黄艳红,朱晶 整理日期：2021-12-17 03:57:18
而他本人在教学领域就重视启发学生。比如在物质结构理论阐述方式上，他从科学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的更替与发展、新理论对矛盾的解决方式、实验对理论的检验等理论产生与衰落过程的相关环节、计算方法在对理论进行说明和推导的作用等方面，引导学生对科学理论进行理解，启发学生思考科学理论提出、论证的具体过程，让学生在掌握科学理论的同时，获得对科学研究过程与科学思想的细致理解，而不仅仅只告诉学生该理论是什么。
初到北大化学系，徐光宪开设的主要是物理化学和物质结构两门课程。当时徐光宪还在燕京大学给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课程————《量子化学》。其中的渊源是这样的：1951年徐光宪夫妇回国的时候，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蔡镏生先生也曾表示希望他到燕京大学执教。可是此时北京大学已经接收徐光宪夫妇，所以徐就答应蔡先生，去燕京大学开一门课。1951年9月1日至1952年6月，徐光宪同时兼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并应蔡先生要求给燕京大学研究生开设了量子化学课程。徐光宪一生中，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大学的课程设置，他也有很多想法。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他认为现在非常需要通识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对于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他看来，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六个子系统：①总类、哲学、宗教子系统；②语言、文学、艺术子系统；③社会科学子系统；④数学、系统论和自然科学子系统；⑤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子系统；⑥文理交融学科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分为若干分系统，共计26个分系统，用26个英文字母来表示。英文字母后用数字表示一、二、三级学科。这样就能容纳现有的约’7000门学科和将要新建的19000门新学科，共计26000门学科。三级以下的四、五、六级学科，可用小数点后的数字表示。对学生讲一次这堂课，将大大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
徐光宪认为，学生应该有这样一个宏观的认识框架，这样就能明白自己在学的是这个框架里的哪一个部分，也便于学生理解其他相关知识和自己专业的关系。他还将文科和理科之间一些观点进行类比。比如说，物理学里面有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而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推己及人。按照这一观点，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八之幼”，等等，这些跟牛顿第三定律有类似的地方。
量子化学领域展露锋芒
1951年9月，也就是徐光宪到北京大学后，被聘为副教授。而高小霞由于尚未取得博士学位，只能聘为讲师。显然，当时国内大学的科研条件，同美国的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相比差距非常大。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徐光宪还是一回国就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中国在民国时期，尚无量子化学研究。非但如此，与化学基础理论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开展得非常少。徐光宪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值曾昭抡先生在北京大学。曾昭抡提出教学和科研并重、理论和实验并重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和创新，他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当系主任后，添置了实验设备、充实了图书资料，实施了改革教学方法和提倡科学研究等一系列措施①。在这种良好的研究氛围之下，徐光宪在回国之初得以继续从事量子化学研究。
学术思想初具雏形
徐光宪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的主修方向是量子化学，他在博士阶段即完成了出色的研究工作。
P72－P73
如果把科学家分为几类，有举重若亲的，有剧轻若重，那么我都不是，我属于“举重若重”的一类人。
————徐光宪
本书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子课题“徐光宪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成果之一。我是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成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艳红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晶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保滨博士。课题于2010年7月启动，课题组成员经培训后开始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1年10月通过结题验收，并完成研究报告的撰写。
“徐光宪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课题主要任务是三部分：访谈、采集资料和撰写研究报告，每一项工作都完成得不容易。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进行了十几次，采集、整理和扫描资料更是历时近半年，研究报告的撰写也占满了大家的业余时间。
徐光宪先生在学术上硕果累累，迄今为止共发表了化学类研究论文624篇，研究著作与论文集19部，化学哲学、化学教育、化学与社会类论又66篇，获得专利及科技成果11项。关于徐先生的传记和报道也非常丰富，我们共搜集到学术评价14份、传记资料40份、各类报道152种。此外，我们辗转各地档案馆与中小学的档案室，采集到关于徐先生的档案材料51份。徐先生自己非常善于保存资料并有序存放，他的这一良好习惯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本着直接、特色、珍贵、系统的资料选择与取舍原则，经过挑选，我们采集到徐先生保存的珍贵手稿44份、照片523张（从’60多本影集，几万张照片中选出）、信件246封以及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等重要资料101份。
因为这个课题的关系，我与徐先生密切接触了一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采集研究工作的后期，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待在徐先生家里，或整理材料，或进行访谈。与徐先生相处的很多细节常常令我感动。难忘这位老人每次都热情地招呼我们，谈话中不时起身给我们拿来各种图片、资料；难忘我们离开时，他执意将我们送到电梯口，目送我们远去；难忘他看我整理工作辛苦坚持留我在家中吃个便饭，每次还要用颤颤巍巍的手给我夹菜；更难忘他始终以一种平等、谦逊和热情的心对待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小字辈。即便是徐先生家的保姆王虎，或许是受他的影响，也不怕麻烦，看我忙得很晚时，都主动多准备一份饭菜。徐先生的这些高尚品格和做人做事的风格一再地感染着我，并鼓励着我在学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多次对撰写思路和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朱晶博士，她以一个准妈妈的状态对研究报告的撰写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不辞辛苦地承担了撰写和修改任务，包括后期参考文献的调整等琐碎事务。张藜研究员在我们研究的关键点上几次适时地提出了宝贵意见，并移｛极帮助我们解决采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北京理工大学的吕瑞花教授在资料采集过程中也给予了诸多帮助。在结题验收会议上，樊鸿业研究员、张剑研究员、纳翔副部长、许慧副总编等专家们提出了新的修改建议。此外，中国稀土学会的牛京考副秘书长、李平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采集工作，并在访谈时给予了支持。本书的完稿凝聚了许多专家的心血。没有大家的帮助和鼓励，我们的研究难以顺利进行。在此，我一并表达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执笔者分别为：第一、二章黄艳红，第三、四章黄艳红、朱晶，第五至第八章朱晶，统稿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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