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政协的结缘始于1996年
我真正与政协结缘始于1996年，至此已21个春秋。回想至此，不禁忆起缘由和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心中由生万千感慨。
我于1953年10月出生在上海。作为蔡元培先生的侄曾孙，自幼儿时起有机会经常受到蔡元培夫人周峻女士，特别是先生子女的影响，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文革”以后，我曾经有几年的时间整理过蔡先生生前的资料，研究蔡先生的思想，先后出版《蔡元培纪念集》《蔡元培画传》以及研究专著，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蔡元培对人类、对祖国、对民族、对教育事业的炽热之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的祖母和父母时常以“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家训教导我，这种思想和原则也始终贯穿于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的名字是蔡夫人周峻女士所起，之所以给我取名建国、我妹妹取名建新，合起来正好寓意建设新国家，是因为她希望我将来能为祖国繁荣、国家建设而奋斗。
与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我也经历过“十年动乱”、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才重新坐到课堂上，之后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改革开放以后，赶上了赴海外求学深造的留学浪潮，我于1987年4月东渡日本，在异国继续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后来又拓展到近现代中日关系、民间外交、对外文化交流等相关研究及教学工作。在庆应义塾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山田辰雄教授，其间赴德国洪堡大学等高校访学，在著名汉学家费路、罗梅君等知名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丰富了我的学术成果。自上世纪90年代初始，我在日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达十多年。在日本、德国的经历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德国的同行学者也是我学术资源的重要内容。
东渡扶桑讲好“中国故事”。在日十多年间，我始终致力于向日本说明中国，让日本了解中国，也有幸被媒体称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我深知我除了日本的大学教授这一身份之外，在促进中日友好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义不容辞的，关心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我们这一代留学人员的职责。在学校的讲台上，我主要向日本学生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近代中日关系》等课程，介绍璀璨的中国文化和悠久的中国历史，讲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教育学生懂得“为珍惜日中两国长久友好而正视历史”的道理。我还多次利用假期带学生到中国游学，让日本的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中国。学生们热心学习中国文化和关心中日关系未来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加强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和作为一名站在日本大学讲台上的中国教员所担负的神圣使命。我还曾多次通过日本的报刊、广播、电视，呼吁日本各界加强日中民间交流。我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日本领导人、围会议员、政经界人士、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进行对话，就两国文化交流交换意见。
在做好教学和研究这一本职工作的同时，如何为祖国服务、如何为中日友好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又在祖国接受了基础教育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出国的游子，我和广大留学人员一样，时时会感受到祖国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旅日期间，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回国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尽可能多地与国内同行进行切磋交流，并就国内在发展过程中反映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94年起，我担任在日学人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代表(会长)，任期三年。研究会为在日留学生提供切磋探讨、交流学术的机会，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95年举办的“中华世界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996年4月为纪念中围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00周年而举行的“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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