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童年
1909年6月15日，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东社村大坡上的一户人家诞下一子。其父便是前面提到的同川官立第二高等小学堂堂长李含雨，母李氏。在此之前，夫妇二人生有二子，长子名果珍，字毓奇，生于1897年；次子名结珍，字蕴甫，生于1901年。时隔8年，爱妻为自己又添一丁，含雨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当即为此子取名毓珍，字秀甫。他就是本传的传主————李毓珍，后来，取笔名余振。毓珍出生不久，其母就得了产后病，含雨先生只得把幼子奶出去，先奶在本村，后来奶妈得了精神分裂症，把他丢在粪堆上又唱又笑，才又把他奶到北庄头村，奶爹叫张银。一个多月后，李氏病逝，临死也再没能看一眼她这个要命的根子。次年，含雨续弦本村温氏，温氏年16，比含雨先生整整小12岁。1911年春，温氏生子不育，含雨将幼子从北庄头抱回来，接着吃温氏的奶。
1910年农历二月初十日，为保幼子平安长寿，按照当地风俗，李含雨携子去村西北的福寿山玉泉寺寄名字，禅师传法为他取法名日“传玉”。所以，至今同川一带老一点的人只知他的法名（即小名），而对他的大名、笔名则不甚了然。
1917年8月，毓珍8岁时，他第一次跟上三叔李灵雨到同川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三叔是这个学校的英文教员，他不是正式学生。关于余振第一天上学的情形，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上午刚去了半天，中午下学回来，见我表兄传槐哥来了，他跟我十分相得。午饭后，我领上传槐哥到寨子坡上看我打的窑洞，窑洞里用麻秸做的箔子上放着酸枣。他也帮我另打了一个窑洞，我们玩得很好。突然，看见父亲站在我的身边，厉声骂道：“你真真地上了半天学就逃学了！”随手抓住我的马鬃，拉上就走。拉了几步，松开手大声道：“走！”我一边哭，一边丢下传槐哥跟上父亲走，一直哭到学堂里。坐在我的小桌前，还在抽抽噎噎地哭。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对我发威。我哭，并不是哭我父亲抓住马鬃拉我，是哭家里丢下传槐哥一人。过了一会儿，父亲大概感觉到对我太严厉了，手巾里包着果子、葡萄，给我送来安慰我。我一边吃着葡萄，一边还在想着传槐哥。
当时教毓珍的老师叫张双虎，同川本地峪里村人。因为他不像个老师，学生们背地里都叫他“张双虎儿”，还儿化了一下。一天，毓珍下学回来，嘴里也乱叫“张双虎儿”，父亲听到了，严肃地对他说：“老师的名字，怎么能乱叫？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自己的老师应当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从此，毓珍将父亲的话谨记在心。
童年，由于受父亲的教育与影响，毓珍就十分喜欢读书。他8岁人东社村国民初等小学堂读书，11岁入同川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13岁时，其父在晋北大同市当律师，他亦随父去大同兰池学校就读。该校乃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原平文殊庄村人）私人创办，校风良好。余振在此读了约两年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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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是老一辈俄诗翻译的先驱者之一，他对俄罗斯诗歌所下功夫之深，投入时间之久，所获成果之丰，在同辈中并世无第二人。
————北大学教授 魏荒弩
恩师余振教授高尚而朴实的人品，纯正而丰美的译作，以及他那默默地为理想人生的献身精神，令我深深地尊敬与感念一生。
————诗人 牛汉
在诗的翻译方法上，也可看出余振先生的追求探索精神。他就是要以“格律体”的中文译文表达“格律体”的外国原诗。他不畏艰难，不怕失败，要打通这条道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孙玮君子恒德勤著译，先生黎寿得清知。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考古学家 张颔
1985年10月，拙作《余振小传》在《山西工人报》发表。三十年后的今天，二十多万字的《余振传》又将付梓。其间甘苦，唯笔者自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最令笔者感到头疼的，就是资料的匮乏。好在余振先生生前，曾对他的生活经历与翻译实践多有记述。而这些资料又多为余振先生的亲属所掌握。1984．年至1990年问，我又与先生有过数十封书信往来，数十次促膝长谈，而先生同我讲的，大都是他为学从教波涛起伏的一生。当时，我都随手做了记录。1996年8月7日，余振师仙逝后，我搜集资料的工作，又先后得到北京大学教授魏荒弩，山西大学教授马作楫、陈怀义，三晋出版社社长张继红，作家苏华，文物收藏家温峰著，以及余振亲属可珍、鸿谟、鸿福、秉钊、八宝、小兵等的大力支持，才使本书得成现在之规模。
也许有人会问：“你熬油点灯耗时费力写作《余振传》，究竟为啥？”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第一，为了报答先生的知遇之恩。当年我穷措潦倒，混迹市井，正是秦琼卖马、朱买臣打柴之际，是先生独具慧眼，拔识我于蓬蒿之地、草莱之丛，拂尘去垢，使我终生心有所依，淡泊名利，宠辱不惊。《诗经》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如今，我亦将至暮年，每每回思先生当年对我的提携教诲之泽，寸恩未报，于心何安。第二，为了先生及其家人的嘱托。1990年7月我曾将约五万字的《余振传》初稿寄奉先生，先生做了近百处的修改，还说：“承你不弃，写了这么长的一篇东西。我同你谈的都是有骨头没肉的事。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在我死后，对它大大地加工吧。”1996年恩师谢世后，我搜集资料的工作，又得到余振长子鸿谟先生的大力帮助。2011年，就在鸿谟去世的前几月，他还对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你写的《余振传》能早日出版。”第三，为我们山西我的家乡再树立一面文化旗帜，让那些正在读书求知的青少年学子们，见识见识什么样的读书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在我们一百年来的山西，学者文人可谓众矣，但是有几个能登上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的讲坛，绛帐授徒，传道授业解惑，门生故旧遍天下？可以说寥寥无几。而由先生花费二十年心血，与众多学者共同编纂的大型工具书《辞海》，早已成为上百万文人学者攻坚错玉的锐器，案头必备之物。第四，余振先生的外诗翻译独具一格，成就巨大，有目共睹。众所周知，文学翻译，译诗最难。遍览整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能够如此准确而典雅地将外国格律诗翻译成中国体格律诗者，一百多年来，唯余振一人而已。难怪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出版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稿，无一例外地将余振先生的外诗翻译奉为圭臬。有的学者、翻译家甚至称颂：余振的外诗翻译实践，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的一个流派，即规范、整齐、典雅的直译派。毫不夸张地说，余振先生的外诗翻译，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令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余振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与他高深的国学造诣密不可分的。现在的年轻学子，要么只懂中文，要么只懂外文，能够二者皆精者甚少，综观余振先生一生的人生经历与文学翻译及教育实践，他给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我以为，有如下几点，最值得我们珍视。
第一，一个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在先生看来，人生在世，一衣一钵足矣！什么锦衣玉肴，华舍美屋，高级小车，都是身外之物。在他看来，精神的追求比物质的享受更为重要。早在1951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的一位亲戚从老家给他去信，抱怨生活太苦。他复信说：“你每次来信，老说一些这一类的话，家中人们不好过呀，自己光景不能过呀。你想想，人生到世上来，难道就为了好过吗？古人们人人为了自己好过，我们现在还得茹毛饮血呢。如果对人生，对社会抱定了新的认识，那就本来苦，也不觉得其苦了。为了我们将来好过，而现在去难过，这个在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观点来看，这个难过，比好过还要好过。”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牛汉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先生在西北大学教书时，长年穿着一件蓝大褂，洗了又洗，这件蓝大褂后来变成了白大褂，再后来旧得实在不能穿了，就让妻子兰亭将它改制成小衣服，让小儿子穿。至于吃，先生的家人说，先生爱喝酒，下酒菜往往是一碟花生米，一盘豆腐干。1984年，先生给我的复信中，竟然有几封是写在书店或出版社的广告纸上的，有的信封是别人寄给他，他略加修整后又寄给我的。作为一名堂堂大学教授，俭啬如此，令人匪夷所思。余振先生对自己虽然近乎苛刻，可他又是怎样对待他的学生的呢？1941年，诗人牛汉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西北大学开除，取消了贷金，无法生活，是余振先生和魏荒弩等教授从自己的薪金中取出一部分，来资助他的生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学生王智量因被打成“右派”，流落上海街头，又是余振卖掉自己的藏书，将几百元钱亲手交到爱徒手中。1984年，余振先生多次对我说：“以后再不要寄钱了。想看什么书，尽管来信。我容易。我们温、王东社出了位年轻诗人，为你买买书，是应该的。”余振先生真的容易真的有钱吗？我看未必。1993年，余振先生生病住院，需要一万元押金，是儿子凑孙子凑为他凑起来的。所以，他曾经在给马作楫的信中这样挖苦“教授”，说自己穷得还不如个卖茶叶蛋修自行车的。先生时常也有些稿费收人，但在二三十年前，中国作家的稿酬是很低的，尽管先生拿的是国家最高一级的稿酬。
……
1979年4月，他在给一位学生的信中写道：“什么是天才，天才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跳舞的时间用在读书上罢了。我多年来就是这么个想法：不管干什么工作，工作之余，自己一定要搞一点研究，这样一直下去，总可以搞出一点名堂来。可惜，年近古稀，这个想法始终未改……”先生所著的《棋经十三篇》校注，就是完全利用业余时间搞出来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我从青年时代接受先生的教育熏陶以来，我就从心里面千百次地对自己说：“将来，我也要成为像他那样有学问的人！”虽然自知蒲柳之质，难成大器，但先生的一再鼓励，也难免使人心生妄想。三十年来，在读书写作的道路上，别人不给我叫好，我就自己给自己鼓掌。我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竞成，蚂蚁总有撼动泰山的一天。余振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是一想起当年我与先生在太原五一路寓所里倾心交谈的情景，就恍如昨日。那时的先生面带微笑，侃侃而谈，氛围何等温馨祥和。每每回思此情此景，我就不由地潸然泪落。在先生离开我们的这二十年问，一些蹩脚文人的作品充斥书肆，而先生一生的行谊却少人关注，湮没尘间。作为学生、同乡、晚辈的我，焉能不心生不平，奋然而起！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只要你一走进书店或图书馆，就会发现：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余振先生的译作，仍然是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们喜欢的读物。而你坐在家中，只要一打开电脑，一打开互联网，一点击“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余振先生的名字，就会很快跳人眼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再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余振先生那纯正丰美的译作，还将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善良的心灵！
湖南曾国藩氏云：“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嬗诸无穷。”翻阅整部中国学术文化史，学有所宗，代有才人，绵延不断，情形确是如此。而余振先生正是我们山西开一代风气的前贤圣哲。祈愿吾乡吾土，一代新人胜旧人，文脉永续！
作者
二〇一六年十月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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