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全家住到当年成都城外，锦江畔望江楼对门的一所学校里，我在那里诞生了。我家兄弟姊妹四个，我比最小的姐姐小14岁，属父母“老年得子”，自然很受钟爱。然而战争使我们的生活不能安宁，父母常常背着我“跑警报”，我就趴在父母的背上长大。
父亲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在四川东文学堂毕业后，前往日本就读于东京师范大学，专修数学、物理。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组建的同盟会，在海滨拯救过溺水的郭沫若。父亲有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满脑子“教育救国”思想。回国后先后在四川省教育厅、华西大学、四川省平民教育会任职，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退休的他仍积极参与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的扫盲工作。在担任成都市、川西区人民代表期间，也积极建议政府努力发展教育事业。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严格、严谨、严厉。要求我勤奋刻苦、出类拔萃。经常讲要做到：“别人会的，你要会；别人不会的，你也要努力学会”。鼓励我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从小就要求我读、背“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古书。要求我练习书法，写大字、小楷。作为学习的奖励，亲自给我讲“西游记”“水浒传”的故事。读书是要每天检查的项目，读三遍、五遍，会了就到父亲面前去背，这完成得较好。书法练习不是每天都检查，我就偷懒一次写下好几天的，这可害了我自己，我的哥哥姐姐练习认真，接近了书法家的水平，而我写的字却不敢恭维。
母亲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勤劳、善良、聪慧。出身于商人家庭，仅仅上过私塾，但随父亲学了不少文化，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她负责我们四个孩子的饮食起居，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她。很有意思的是，母亲在子女之间做到了绝对的平衡，四个人都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长女、长子、幺女或幺儿）各自发自内心地感到：“妈妈最爱我！”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宽厚、宽容、慈爱。要求我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教育我们当老实人、做老实事，相互帮助、不求回报。常常讲“多做好事，好事做了好事在！”“人与人就是要互相帮助，哪个人敢头顶免战牌————我万事不求人”。朴实无华的语言，教会我为人处世的哲理。当年邓颖超号召妇女勤俭持家，母亲积极响应，硬是把抽了几十年的水烟戒掉了，给大家做出很好的榜样。母亲德高望重，不论在世时还是去世后，亲友们对她的赞扬都是溢于言表。
父母的言传身教无疑对我以后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发展自己的事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建立起我的幸福、和谐的小家庭，培育出正直、敬业的子女也有很大的帮助。
漫不经心的代价
那一年的春天，我五岁半了，去报考成都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因为有一点家庭学前教育的基础，我的考试成绩比较出色。小学的校长是父亲的学生，考试后她跑到家里来告诉父亲，按我的考试成绩看可以进入第三册（二年级上学期），但是年龄偏小，读第二册（一年级下学期）比较合适。于是我提前半年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进入了小学。
三年后的12月，成都市迎来了和平解放，学校让我们到闹市区盐市口，列队欢迎解放军进城。政权的更替好像对学校生活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小学的课程不算太紧张，上课听懂了，作业做起来也还顺利。学期期中有一次小考，期未有一次大考，大家对于考试成绩似乎都不太在意。于是有“小考小耍、大考大耍”的说法。每到期末，学校要给各家发去“成绩通知书”，并且按总分排出名次。当时学生本人也好，家长也好，对名次一般都不计较、不攀比。我的成绩和名次可能也还说得过去，家里从来没有过问过。
到了第八册（四年级下学期）出现问题了。当时有一门手工课，是在写字、图画的基础上训练动手能力的。课任老师是校长的妹妹，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单身老太，她自己擅长国画与书法，要求学生也特别严格。那学期我们的期末考试是在一段竹板上刻字。课堂上老师发给每人一块写好“劳动光荣”四个大字的竹板，要求课下独立操作，五天后刻好交卷。我下去很快雕刻完成，好像还刻得不错。完成以后，漫不经心地把成品往那一放，就不管了。超过期限再去上交，表情严肃的老师拒绝接收。最后，我的手工课没有成绩，需要补考。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有一门功课补考，名次就排到了最后。而且校长带着“成绩通知书”到家里“告状”火上浇油，声称本来可以全班排名第一，因补考导致这样的结果。父亲狠狠地“收拾”了我。下一学期开学，我把早已刻好的竹板交上去，才算过关。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教训————对待学业与工作以后再不能漫不经心、拖拖沓沓。同时下决心找回那个失去的第一名。经过一学期的努力，结果只拿到个第二名。（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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