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世
我于1952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西拉斐特（West Lafayette）。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直至中学毕业。印第安纳是美国的一个州，在美国属于中西部。我的父亲在1959年9月，我七岁生日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之后我母亲一直独身，直至她1993年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原先都是天主教徒，我母亲是意大利裔（她的母亲和父亲都出生在意大利），我父亲是爱尔兰裔（他的祖上在19世纪移民到俄亥俄州）。他们在纽约相遇，当时我母亲在那里工作，学习戏剧和表演。我父亲则是福特汉姆大学一名学习西方哲学的学生。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重新回到校园，完成她未竟的学业，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拿到英图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她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博士。再之后，她在纽约州西部的一所大学里任英国文学教授，但后来离开了，回印第安纳当编辑，直至终老。从我父亲离世，也就是我小学二年级至整个中学这段，她一直都在读书。
虽然我们并不算穷困，但是我母亲的薪水比我当时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要低。自从我父亲去世后，直至1970年，我们都在使用我父亲健在时买的那辆车，一辆1954年出厂的福特牌汽车。而我儿时的伙伴及学校里的同学，他们家里一般每隔几年就会换一辆新车。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为此很是自卑。我们一直住在租赁的公寓里，而我的玩伴及同学们则多住在单门独户、拥有车库和前后院子的家里。现在回头看，早年的这种生活培养了我一种极简主义的处世态度。直至1993年结婚之前的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汽车或房子。我母亲在我结婚六个月后过世，这或许是一个奇特的暗合。在很多年里，在市区或上下班，我都骑自行车。如果离开市区，我则乘公共巴士（这也是同美国底层民众接触的一种极好的方式）。这些都使我避免了拥有像汽车和房子那样大的物件所带来的麻烦。
我在大学的环境里长大，我儿时玩伴的父母也几乎都在大学里工作。除了有一年的暑假，我曾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中国餐馆里打过短工，包括我现在工作的大学，我从未做过大学之外的其他任何工作。在我中学毕业前和初入大学的那些暑假，打零工也几乎都在大学校园里做些“蓝领”的、纯体力的工作。比如曾做过密歇根州立大学土壤学系的农艺工人，以及普渡大学园艺系的苹果采摘工，也包括一度为普渡大学做值夜班的扫地工人。作为一个在大学环境、氛围及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这意味着我从儿时起即认识许多教授，并且可以很轻松地同他们交谈。我母亲时常会在家里举办各种聚会或沙龙，邀请她的英国文学系的同事，包括一些作家和戏剧导演来。他们喝马提尼酒，谈论文学、戏剧、政治。即使我当时不明白他们所谈论的，但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欣赏那些具有幽默感和懂得语言讽刺技巧的人，文学教授尤其如此，令我向往。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英美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名称及所描述的人物、角色。也许我后来选择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就是想像我母亲研究英美文学一样；但不同于她和我父亲的是，我研究的是地球另一边的一种文化。成为一名学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尽可能远离商业和金融这些单调的资本世界的一种方式。（P5-9）
马克梦常来中国，几乎每年一次，看我，看潘绥铭，还有其他朋友。因为来得太多，潜移默化，显得特别中国。语言，虽然胡同里的话还不过关，但普通话绝对标准，根本听不出口音；心态也非常平和，丝毫没有洋脾气。还有，他很平民化。他喜欢美国的老城市和旧建筑，包括其中的贫民区。中国也一样。复旦读书时，同屋的中国同学，一件衬衫老不换，让他自惭形秽，他也决心不换。总之，他给人的感觉是，不像外国人，也不像大学者，只是个普通朋友而已……我还记得，从唐复年家出来，我们坐在夕阳西下的筒子河边，台阶下面，波光粼粼。他说，他特别喜欢刚才的访问，“紫禁城的黄昏”，真美，可惜没带照相机。
————李零
迄今每年去中国，去北京，都是令我振奋的一件事……我到北京，主要是到北京大学，在美丽的燕园访书访友。这里有我做研究所必须翻阅的明清小说，有马隅卿的珍贵藏品，也有可以交换意见、谈天说地的朋友。
————马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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