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是小路，要比大路近得多，但这条小路的两旁是坟场，杂草丛生，一座座小坟头前面竖着一块块墓碑，写着死者的姓名，让人看了心里发怵，所以若不是有伴一起走，或者赶时间，我轻易不敢走这条小路。有一次放学晚了，我想快点回家，就一个人背着书包，大着胆子从小路走，没想到天色越来越昏暗，感觉这条小路却越走越长，走也走不完，我紧张得闷着头一路向前跑。突然，前面一个人把我一把抱住————啊！我吓得魂飞魄散，紧闭着双眼不敢看，生怕被什么妖魔鬼怪捉住了。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阿香，阿香，不要吓，不要吓。”声音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生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多时没有回家的黄敏哥哥。我开心极了，扑在哥哥的背上不肯下来，就这样他把我背上一路走回家，既安全又温暖。这种幸福与满足让我念念不忘！
我的哥哥虽然不是父母亲生，但他们因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对哥哥视如己出，没一点歧视。但自从祖母把他打跑后，他就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一次，也是一两天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会突然冒出来，后来我听说他参加了新四军。因为我年纪小，也没人告诉我哥哥到底干什么去了，所以让我感到这个哥哥很神秘。但他对我特别的好，每次回来总要带着我去这去那，给我买些糖果零食之类的，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带我去看了两次演出，让我大开了眼界。
一次是哥哥把我带进了一个戏院(在现在或许就是音乐厅)。戏院里面一排一排坐着很多人，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大幕拉开后，只见台上也有许多人，每人手里抱着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有大有小，最大的可能比我人还高，张着一个大嘴巴，好像能把我吞下去似地，而小的却很细很短，其中还有圆的长的弯弯曲曲的，总之舞台上是金光闪闪琳琅满目让我目不暇接。音乐会开始了，舞台上发出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吹响的，其中有的声音又尖又高，而有的却发出那种又粗又沉的低音，但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之后，却非常好听；特别是那抒情的慢板，让我感到十分优美，令人神往。我一直记着我这生平第一次听到的音乐声，现在想来这是一次铜管乐的演奏会，是它为我打开了音乐之门。
还有一次，哥哥回家后带着我和妈妈去看连台本戏《封神榜》，这次更把我看得眼花缭乱。那小小的舞台上，演员们穿着花团锦簇的服装，又唱又演，有的会飞上天，有的还会入地；台后面的布景更是五颜六色千变万化，甚至还会喷出烟火。惊喜之余，让我喜欢，让我入迷。他们唱的曲板尽管我一句也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我觉得特别好听，尤其是那旦角的唱腔，好像能深入到我心里一样，简直把我迷住了，甚至希望这出戏永远不要演完，让我永远活在这个戏里。但是戏总要演完，散场时我硬是赖在座位上不肯离去。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戏中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怀。
哥哥带我看的这两次演出，或许就是在我朦胧的少年时代，第一次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吧！从此，我迷恋上了这种美好的感觉，我要感谢我的黄敏哥哥给我的艺术启蒙。
我和妈妈离开苏州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黄敏哥哥，直到解放后我到北京工作时，有一次妈妈突然把我带到了哥哥家。他在协和医院工作，已经结了婚，嫂子是个非常善良能干的女性，他俩的感情非常好，但他们没有子女，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儿。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嫂子，可惜她于上世纪80年代就去世了，留下黄敏哥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此后，黄敏哥变得脾气比较暴躁，父女两人吵吵闹闹，也可以说是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二三十个年头，现在他已九十多岁了，不幸前一段时间中风病倒，现在仍住在医院里。我打电话给他，但他既听不懂，也不能讲话。我多么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对一个孩子来讲最快活的当然是过年了。每到春节，孩子们一个个穿上新衣裳，全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年夜饭丰富多彩，每次桌的中央总是供着一条大鱼(年年有余)，还有鸡鸭鱼肉，丰盛极了。年初一的早上还能在枕头下摸到一个厚厚的小红包，那是长辈们给的压岁钱。我的二姨妈家会来许多亲戚，邻居们相互串门，男孩子们放鞭炮、祭祖宗……我妈妈烧得一手好菜，每到过年总是她最忙。而我们一群孩子最喜欢的是走东家串西家地去拜年，每拜到一家，口袋里总是装满了许多糖果，有时还会得到一个小红包。
在我们这群孩子里，我最喜欢的是我大姨妈的女儿“爱囡阿姐”，她的年龄和我接近，大不了几岁。在我印象中，她长得特别好看，圆圆的红红的脸蛋让人一看就喜欢，性格也十分温顺，只要她一来，我就整天盯着她不放，要她陪我跳绳踢毽子，更要她教我打牌掷骰子，总之只要她一来，我就感到特别的高兴。她家住在城外，平时难得来一次，只有过年才能来住上二三天，因为有了她，让我每次过年感到格外的高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二姨妈家的女儿已经出嫁，剩下几个男孩和我年龄倒是相仿，但他们总是欺负我，最让我伤心的是他们常常拿我的名字来取笑。记得有一次一帮男孩把我围在中央唱着跳着，指着我的鼻子唱道：“可怜的秋香，秋香，秋香……”害得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所以以后我就更加痛恨“雨香”这个名字了。
除了这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即便如此，我也不记恨苏州，而是把账记在了黄岩那儿，因为是在黄岩，父亲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后来参加革命时千方百计地把它改掉了。苏州给我留下的一切印象都是美好的。我一直以“苏州人”自居，直到“文革”中，造翻派不停地要我“交代问题”，我被逼得实在没有什么好“交代”的，突然想起我的籍贯可能有问题，因为我确实是生在黄岩，父亲也是黄岩人，所以只得把这个“隐瞒组织”的问题交代了，并把籍贯改成了黄岩。
好景不长，在平江小学还没读完四年级，我的父亲又把我和妈妈接到了镇江，留下我姐姐一个人继续在苏州念高中，而我则带着这美好的记忆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令我怀念的地方。P13-15
黄准老师的自传《向前进，向前进》经过3年的艰辛劳动，终于付梓了。此书的后记，其实不该由我来写。可黄准老师却以为，我见证了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她一起品尝了其中的辛甘苦乐————一个85岁的作曲家生硬地做起了“作家”，说一说和她合作的滋味，不也很有意思吗？
确实很有意思。记得第一次见到黄准老师就很吃惊，一个80岁的老人，不仅音容笑貌清清爽爽，更难得的是，岁月竟然没有销蚀她的天真。她看书不用戴老花眼镜，更称绝的是她笔底流淌出来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连我这样的岁数似乎也要拿放大镜才能看得真切，而她却是一张纸接着一张纸地要写二十多万字啊！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手稿。
再说她的精力。其实不用我赘述，读者朋友读一读她在书中的“收获喜悦的2009年”一节，就可想见八十多岁的老人是以何种时速的脚步行走在金秋岁月之中。2008年9月，黄准老师住院做手术。我每次去看她，都会听到她同住病友的惊叹和疑惑。病友说她不是在住院治病，而好像是在准备考大学，那用功勤奋的劲头恐怕连高中生都不及呢！她的病床旁放了一张小桌子，我几次看到她伏在桌前，一只手在打着吊滴，另一只手就在写字。她说她已经锻炼出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本领，无论病房再嘈杂，只要与她无关，她都可以不闻不问，专心致志地写自己的书。这本书的许多章节，就是她在两次住院期间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总是会想起那首唐诗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黄准老师正是把她这本传记当作自己的孩子，倾尽了心血啊！作为一个编辑，我油然而生的早已不是对作者的感动而已，甚至用“崇敬”二字也不能准确描绘我的心情。我从黄准老师的身上看到的是那种伟大的母爱，一个把自己即将出版的图书当作就要远行的“孩子”加以操心、倍加呵护的“母亲”！
在写作过程中，黄老师不止一次地跟我打招呼，她说自己很“疙瘩”的。这好像是一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完美”而对别人表示的歉意。读过她的自传，我们知道黄准老师的“完美主义”一贯如此。每一部电影音乐，每一首歌曲创作，她都像给远行的孩子“临行密密缝”，一丝不苟，力求给人最少的遗感。
黄准老师说，她和我原来素不相识，但在以后的合作中却怎么都能想到一块去，她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难道是缘分？对此，我是有答案的。
出版业有句行话：“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尽管现在的许多图书并不给出版社带来利润，但图书对于出版社不完全是利润的诱惑，还有文化的使命呢。所以无论何时，这句话都是出版人的信条和训诫。而我从黄准老师身上感受到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写作中浸润的“母爱”，这是一种没有丝毫做作，没有丁点盛气凌人的自然的光华。它深深地打动着我，使我生出一种类似“孝道”的冲动。我想，我应该对这八十多岁的作者尽一份编辑的“孝道”。而黄准老师是受得起这份回报的。
作为责任编辑，对书稿付出智慧、坚守质量自不待言。而我尽“孝道”的第一要旨，就是要让老人家高兴。
这本自传是黄准老师对自己岁月之河记忆的拾掇缀合。她告诉我，每写一段经历时，就像放电影一样，让这些情景在自己的脑子里再回放一次，重新再去品尝一次当时的那种酸甜苦辣。80年的历程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能不谓之漫长，这是一件很大的“衣服”，再努力的缀合也难免漏针漏线。而当记忆的漏洞一旦被她突然想起而加以补缀的时候，这是她最高兴的事。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将她写出的内容刚加工好，她的补充内容又来了，或是在已整理好的稿件上又增加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或是又粘贴了许多写满字的巴掌大、手指宽的纸条。对此，她总以为又给我增添了麻烦，会在高兴之中夹着歉意。而我呢，其实心中有的是——种满足，一种因老人的高兴而来的满足。诸如此类，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合作让她觉得什么都能想到一块去的原因吧。
黄准老师12岁奔赴延安，在鲁艺学习艺术，是我国第一位加入电影音乐创作队伍的女作曲家，并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许多个“第一”；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仍以“向前进，向前进”的姿态书写着人生的精彩。当年从鲁艺走出的艺术家健在的已经不多，对于这样“国宝”级的艺术家，能为她尽一点“孝道”，是我的荣幸！
张治远
20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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