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金灿然同志的名字是许多学者和作者所熟悉的。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他对整理出版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卓越贡献和献身精神，却长留人间。
1958年我在中华书局曾经担任金灿然同志的秘书兼管总编辑办公室的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朝夕相处，亲聆教诲达七八年之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一起被当做“黑帮分子”批斗。1969年9月又一起下放，后来他回到北京，于1972年12月病逝。所以说，我从认识灿然同志时起，直到他去世，多半时间是在中华书局一起度过的。因此，我对灿然同志的怀念，是和对中华书局多年工作的回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开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新局面
新中国诞生后，古籍出版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古籍出版工作缺乏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1958年初，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有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共19位著名学者，由齐燕铭任组长，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分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召集人。中华书局成为这个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小组的日常事务由金灿然负责处理。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中华书局出版方向的重新确定和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这以后几年间，灿然同志领导中华书局全体干部为调整机构、制订规划、筹划出版、培养干部和团结社会著作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全面公私合营，合营后的中华书局以编辑出版财政经济、俄语和农业书刊为主要任务，古籍出版工作虽未完全停顿，但所占比重很少，编辑力量也十分薄弱。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工作，金灿然同有关方面协商，一面把财政经济、俄语和农业方面书刊编辑出版业务，陆续转移了出去，一面把原古籍出版社并人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总公司和编辑部设在北京，又以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和古典文学出版社为基础，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的编辑人数并不多，以北京总公司为例，当时从事编辑出版和行政管理的干部总共不过七八十人，直接从事编辑业务的约占3/4，力量有限。但国内有数的老出版家、老编辑、版本目录、古文字、古天文历算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如傅彬然、章锡琛、徐调孚、张静庐、卢文迪、潘达人、陆高谊、陈乃乾、曾次亮、姚绍华、朱彦頫等当时都在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书稿的编著和审读。在那几年，金灿然还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文史系等单位物色了一批年轻的业务骨干，紧接着又从各地调来了宋云彬、杨伯峻、孙人和、马非伯、马宗霍、傅振伦、赵守俨和巩绍英等专家学者。丁树奇、萧项平、刘子章、梁涛然等也曾来到中华书局担任副总编辑或副总经理，协助灿然同志处理经营管理和编辑业务。在编辑部门，先后成立了古代史、近代史、文学、哲学等编辑室。为普及历史知识，由吴晗倡议并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陆续出版，后来又建立了历史丛书编辑室。在出版部建立了影印组。图书馆的力量也得到充实和加强。
从1958年以来，经过“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国民经济连续几年遭受严重困难，直到1964年文艺整风和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灿然同志在工作中遇到的波折是不少的，里里外外都有难处，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一时难以出版，只能打成纸型存放起来。但在他苦心经营和筹划下，在几年时间里，中华书局的业务基本上还是向前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渐臻于完善，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也迅速增加到一百四五十人，藏书近二十万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长远规划，关心和团结作者
金灿然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对编制编辑选题计划尤为重视。在那几年，他经常对我们说，一个出版社，编辑选题计划是实现方针任务的保证，也是具体的工作纲领。但是要做好编辑选题计划并不容易。对读者的需要，对作者、学术机关的研究项目、写作计划以及他们的要求，都要进行广泛深入的了解和调查，对自己的编辑出版力量也要有正确的估计。只有弄清楚了这些情况，我们的计划才有可靠的依据。规划小组成立以后，曾经为制订规划进行了大量工作。最初由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等分别主持制定文学、历史、哲学古籍的整理出版长远规划(草案)，规模庞大。1960年10月，修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拟定的。金灿然、齐燕铭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全体干部都参加了《规划》(草案)的讨论和修改。通过《规划》(草案)的制定和反复讨论修改，中华书局的干部对于编制和实现规划，出书要考虑读者对象、写好前言等问题，在中华书局编辑部经常讨论，形成了良好传统。
为了实现规划，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金灿然一再要求编辑，都要为在中华书局周围团结一支强大的作者队伍作出努力。他认为，中华书局有责任为作者提供和创造各种写作条件，使一切有真才实学、下过工夫的作者的著作，都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他要求中华书局的编辑尊重作者，爱护作者，耐心帮助作者，和作者交朋友，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在各种会议上，在个别谈话中，他反复强调，中华书局是通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推动学术研究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的，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共同为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同志关系。衡量中华书局是否办好，当然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也不仅仅是看它出版了多少有价值的古籍和学术著作，还要看它团结和培养了多少作者，给了作者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应当要求作者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整理古籍，但也应当估计到学术界的实际情况。有些稿件虽然还有某些缺点，但在学术资料上具有一定价值，处理时必须慎重，应尽可能给予发表机会。中华书局要以自己的工作，使作者乐于和我们建立经常联系，并帮助我们作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除此以外，中华书局还应当依靠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的支持和帮助。中华书局编辑要和作者、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打成一片，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
金灿然在团结作者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他经常对我们说，要想对古籍进行认真的批判整理，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我们党内，在我国知识分子中，不是没有既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又具有批判地整理古籍能力的人才。但在建国伊始，具备这样条件的同志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担任着领导工作，不可能来整理古籍，新的一代又没有成长起来。要求每一位整理古籍的人必须首先精通马克思主义，然后再来工作，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有一些人，能够对古籍进行断句、校勘、集释、考证和翻译，能够把古籍尽可能搞得容易阅读一些，这样的人才中华书局没有理由不团结他们，让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用到古籍整理工作中来。这样做，也使这些人不负平生所学，有机会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一项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战略性措施。如果这些人能够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认识上逐渐有所提高，那么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就会更大。金灿然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绝不是简单化的空想所能办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斗争中，表现现实生活、研究和总结现实斗争经验，当然是工作的主导方面，但是对于前人所创造的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也是绝不可少的工作。只有更多地批判吸收中国和外国的文化遗产，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他说，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实在太少了。1962年前后，内蒙古大学迫切需要伯希和等的几部著作，但是限于条件，难以觅得。金灿然知道后，便和香港中华书局商量，将这些书购买了寄去，供他们研究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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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行各业都隆重举办了各种纪念和主题活动。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推动下，出版界推出了一系列重点出版项目，对新中国出版文化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对书业60年的辉煌成就作了精彩的展示。现在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编的三本书：《名著的故事》、《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也将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名著的故事》、《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这三本书构成了《出版文化丛书》的“出版60年”系列。该系列出版项目从今年4月份开始启动，到现在正式付梓印刷，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作为丛书的策划、组织方，我们自始至终处于冲动和感动的情感状态里。冲动源自对出版业的责任意识和对历史的使命感。在国民经济的宏观格局中，出版业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知识含量和文化建设意义却极其醒目，其对整个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不同凡响；对每一位国民来说，出版业也与个人的成长和生活息息相关，在现代中国，出版和阅读，不仅是人们获取知识、增长才能的重要渠道，而且是许多人青春的记忆和心灵的底色。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有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愿望，那就是精心梳理出版业的发展轨迹，充分展示书业的丰硕成果和出版人的精神风貌，进而反映国家和民族的变革与进步，凸显国民的心路历程。《出版文化丛书》“出版60年”系列图书的编辑出版，正是这种愿望的自然流露。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书业同仁的有力支持和诸多帮助，让我们心中时时充满感动。许多业内人士对我们的倡议积极响应，为我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并热心推荐适宜的作者和稿件。另有许多业内同仁抽出宝贵时间，特意给我们这套书撰写文章，将他们的职业经验和私家体会娓娓道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他们之中有屠岸、沈昌文、郑士德、方厚枢这样的出版界前辈，有聂震宁、李朋义、王建辉、陈昕等书业领军人物，还有唐浩明、俞晓群、王瑞琴这些业界精英。许多书店的经理人员也对我们的出版项目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给与我们真挚的帮助，他们平日忙于经营业务，难得有舞文弄墨的闲暇和精力，但出于对书业的浪漫热情，出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庄严使命感，他们纷纷欣然命笔，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篇富有鲜明特色的文字。给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同业单位不计报酬，慷慨相助，允许我们从其出版物中选用篇章，使我们组编的书稿内容更加丰富，品质明显提升。对所有给与我们无私帮助的个人和单位，在此真诚致谢。
我们深深地知道，是对出版事业的共同热爱和美好期待使得大家如此青睐“出版60年”系列丛书。面对大家的信任和关注，作为编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和品质，以不辜负业界的重托和希望，我们组织了精干的工作班子，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领导主持确定整体框架，直接指导整个项目的运作；由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和科研处制定编选原则，提出编写方案。具体的组织、联络和编辑出版工作由中国书籍出版社负责实施，王平、侯仰军、游翔、武斌、毕磊、庞元担纲组稿、编辑工作，为丛书的制作出版付出了很多精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们不仅参与了丛书框架的设计，多方联系作者，组织稿件，而且分别担任三本书的责任编辑，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编辑加工。由于原稿出自多人之手，文字水平参差不齐，语言风格差异较大，体例上更是多有不统一之处，编辑加工难度较大，但他们不畏艰难，尽心竭力，顺利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任务。可以说，“出版60年”系列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问世，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智慧投入。现在丛书即将出版，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们知道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所以内心有收获的期待和喜悦。
相比于60年间出版界实际发生的故事，“出版60年”系列这三本书自然是挂一漏万的。我们所讲述的不是宏大的历史，而只是一些片段和零碎，但露珠可以映照天空，百余则精彩的故事，或可折射出版60年的大致面貌。这是让我们颇感欣慰的地方。出版文化事业不会停顿，它正在发展，在延续，出版业界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还得努力。希望在出版70年、80年乃至100年的时候，我们能继续得到出版界、发行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动员更多的资源和力量，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更加激昂的情怀，给广大读者讲述更为精彩的书业界的故事。
编者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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