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丁家弄朱宅
寻访丁家弄
朱安的娘家在绍兴城里的丁家弄。为此，我特意去寻访了这条过去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街。
从地图上看，丁家弄位于绍兴城的西面。民国前，绍兴府城内以南北向的府河为界，东属会稽，西为山阴，丁家弄即属山阴县地界。而不远处的鲁迅家的周家台门属于会稽县。过去的绍兴城四面筑有城墙，四周共有十个城门，丁家弄就在水偏门一带，东临水沟营大街，因此从前绍兴人提到它，往往称为“水沟营的丁家弄”。此外，在老绍兴人的记忆里，它还有一个土名，叫作“竹园里”。
在去丁家弄之前，我事先向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老馆长裘士雄先生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朱家台门他曾去过两次，靠近绍兴文理学院那里。1979年，从朱家的房客陈文焕先生那里得知朱家台门要拆的消息，他也曾赶在拆掉前去看过。他记得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当好，石萧墙，栋梁是方的，用料考究，说明家里相当富裕。当时有人租了他家一半的房子。可惜现在已经统统拆掉了，变成了丁香小区。不过，泥墙弄旁边的那条河还在。丁家弄现在叫丁向弄，是因为绍兴有两个丁家弄，所以改了名。
我住的宾馆恰好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旁，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穿过校区，从东大门出来，步行约50米，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如今已改名为丁向弄。这是一条长约一二百米的东西向的街，约三四米宽的水泥路，两边都是四五层楼的新式住宅小区，街道两边零星开着一些小店铺，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杂乱。听路边小店的老板讲，在他小的时候，丁家弄的路还没有现在宽，是用六尺的石板横铺的，差不多就两米宽。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有个朱家台门，也不知道鲁迅的原配夫人姓朱，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这里。
丁香小区在丁向弄23号，是一个颇为高档的住宅小区，丝毫也看不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有点怅然若失————为了那消失的台门，也为了台门里那些湮没无闻的故事。从出生到出嫁，差不多有28年的时间，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台门厚厚的围墙里度过的。这个大宅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有过哪些悲欢？她后来酸涩的人生、乖蹇的命运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对于想要了解朱安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诸如此类的疑问有很多，但看来都已无从追寻了。
本以为对朱家台门的寻访只能获得这样一点印象，好在第二天在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鲁迅研究30年学术讨论会上，我遇到了《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周先生已经81岁了，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当年他对鲁迅亲友做了许多采访，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也曾亲自去踏访过朱家台门。当我对他说了自己想写关于朱安的传记，他欣然表示可以陪我一起去找找那里的老住户，做些调查访问。
周老先生上次来朱家台门是2000年，时隔8年，丁家弄一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们先来到附近的居委会，希望能打听到朱家后人的一些线索。因为是周末，居委会要到下午两点半才上班，但从宣传栏橱窗里可以看到，居委干部中有四位是姓朱的，可见朱姓在这一区域占了不小的比例。（P3-7）
我用蜗牛一样的速度爬行到现在，才终于完稿。总算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了，回首过去的这段时间，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不是巧妇，因此，这本书可以说写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时我又感觉非常值得，因为这是我心里酝酿已久的一本书。
我选择写朱安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绝不是偶然。多年前，还是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关注的是女性文学，自然也阅读了不少国外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即电影《望乡》的原作，中译本于1998年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看到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我暗暗决定，今后要像山崎朋子那样，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
毕业后，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努力着。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我似乎已经把读书时的志愿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个题目始终盘旋在我心头，那就是朱安。毋庸讳言，眼下名人的婚恋成为一大热点，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也难免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我之所以打算写朱安，并不是想凑这个热闹，更不是为了争论鲁迅与朱安在这桩婚姻中究竟孰对孰错。向来我们只把朱安看成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悲剧符号，认为她的一生是极为单薄的，黯淡无光的。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黑暗也能发出强烈的光”，朱安站在暗处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构想归构想，真正动笔时，我还是感到不小的压力。首先，我想一定会有人质疑：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毫无光彩的女性写一本传记？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高大形象？对此，我确实也有过犹疑，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当我说出自己的打算时，无论是一些鲁研界的前辈，还是我的同行们，都很鼓励我，认同我，并给予我许多建议和帮助。这使我信心倍增，同时，也使自己没了退路————总不能“雷声大雨点小”，让大家对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写朱安的传记，资料是个难题。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资料很匮乏，有关于她的种种细节绝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种各样的回忆或说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我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陈，没什么好写。其实，朱安69年的人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在鲁迅去世后，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战结束，现在留存下来的当年的报道，让我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她生前托人代笔的一封封书信，读来只觉得凄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阅这些旧资料的过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她的一生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倾听这样一位女性的心声。虽然山崎朋子的《望乡》被我奉为典范，但其实，它走的是“口述历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传记，都是精英知识女性的传记，起码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从中可以解读她们的内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个不识字的女人，作为一位彻头彻尾的旧女性，我们连弄清她的生平细节都有很多障碍，更不用说对她的处境感同身受，进入到她的内心深处。
由于以上原因，写到半当中时，我有过动摇，也有过自我怀疑。不过，更有许多可回味的片断。
这两年，为了钩沉有关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种机会，去踏访朱安足迹所到的地方，向绍兴和北京两地的鲁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我渐渐地体会到在鲁迅纪念馆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与绍兴和北京兄弟馆的同行进行交流。每次去这两个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们讨教，从而不至于多走弯路。
我记得在绍兴，跟着周芾棠老先生寻访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实前一天我也曾去过，可谓一无所获，但是跟着周老先生，一个下午，我们跟当地的住户聊了许多。而且打听着打听着，最后居然找到了当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后面，才真正地有了实地采访的感觉。那一次，幸亏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这连绍兴话都听不太懂的外乡人，是很难和老住户们随意攀谈的。现在想想，那回我连照相机都忘了带，实在是不够专业！我决定，等这本书出版后，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们合影留念。
我还记得绍兴鲁迅纪念馆裘士雄先生的大办公室，他在这里每天埋头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极具绍兴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称是“以书养书”，即拿到某本书的稿费后，再自费出版另外的书。这使我肃然起敬。作为鲁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过对朱氏后人及邻里的走访，记录下关于朱家台门的情况，抢救了不少资料。听说我打算写朱安传，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资料提供给我参考。并特别指出，对待鲁迅和朱安的包办婚姻，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问题，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结论。虽然，我未必能达到他的要求，但写作中始终记着他的告诫。
朱安后半生住在北京。去年11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叶淑穗老师，她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朱安的情况。叶老师说，朱安是西三条故居的最后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来，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烂的小脚鞋，凡朱安生前用过的，如水烟袋、衣服、新的小脚鞋等，都保存了下来，包括她为鲁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鲁迅母亲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后来也有可能是死于胃癌，她有一个老保姆，原来住在附近，曾去找过。据这位老保姆说，临终前朱安胃很疼。我询问朱安是否擅长做手工活，叶老师认为，有很多材料表明，朱安不大会绣花之类新式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会做鞋子或鞋垫等。遗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遗物需要很多审批手续，我虽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罢。
叶淑穗老师在资料方面也给了我不少指点，她告诉我，《世界日报》访问朱安的材料是很好的，真正写朱安生活的材料很少，但是《世界日报》从保护鲁迅文物的角度出发，去看望了朱安，亲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状况。当时，她特意去图书馆抄录了下来，她还抄录了许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觉到，叶老师对于北京时期的朱安不仅很了解，而且也很关心。我从她这里了解到许多活生生的细节，也由衷地感到，正如叶老师等所说的，对朱安的问题，要出历史出发，看问题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轻率地下结论。
朱安的一生，前40年在绍兴，后28年在北京。照理，轮不到我这个外乡人来写，多亏有鲁迅研究界前辈热心指点，有许多同行相助，今天才有了这本十多万字的小书。无论是善意提醒我的人，还是在资料上给予我帮助的人，我都将一直铭感在心。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而我尤其要感谢的是王锡荣副馆长。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拟就的提纲交给他，准备着被他泼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们提出个人的研究计划，而且很鼓励我们突破成见，发表自己的想法，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迹。同时，他也给了我许多切实的建议，指点我多向鲁研界的前辈虚心求教，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以客观地反映朱安的一生。他还提醒我，过去大多是站在鲁迅的角度来叙述，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多挖掘朱安的内心。他的一席话使我有如醍醐灌项，茅塞顿开之感。遗憾的是，我虽然尽力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显然还做得很不够。
需要指出的是，我馆从去年起设立了专项课题，用于支持个人的研究计划，我的这本传记也列入了这一课题。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们部门的同仁。写作是一件耗费心力和时间的事，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人往往会变得浮躁，也很难静下心来做事。我很庆幸，置身于浓浓的学术氛围里，平时既能够互相切磋，也能彼此体谅。这都为我完成此书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也感到很惭愧，最终我只能写到这个程度。现在想来，如果我多一点刨根问底的勇气，也许会有更多发现。但现在只能是这样了。
感谢王锡荣副馆长、裘士雄先生，他们在百忙之中审读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特别是指出了一些史实性的错误。绍兴的顾红亚女士为我复印刊登在《绍兴鲁迅研究专刊》上的资料，在此也表示感谢。
有一句自谦的话叫“抛砖引玉”。如果我的这块“砖”能够引来姜玉，那么，我就做一块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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