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封信中，俞大猷对如何处理官澳(今金门东北)之“贼”提出三种办法。官澳是俞大猷的辖区，这时有“盗贼”，俞大猷当然要管。怎么管?有三种办法：第一，征船数十、征兵数百加以剿除；第二，由他自己带精兵50、劲兵200进行突袭；第三，“不动一兵，不用一船，卑职挺身偕妻子质镇其地，为之辨善恶，立保甲，行乡约，朝夕查点以稽其所往，宣布当道威德以劝谕之’，即用德治的办法。三种办法，有三种结果。实行第一种办法，10日之间可以奏效，但要伤及无辜。实行第二种办法，作乱之人未必尽除，将来又难保其不再有。而实行第三种办法，将“使此港之贼，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成为良民。因此俞大猷主张采取第三种办法，认为采取这种办法，“三月之间，可冀其效，诚一方生灵之福也”。
俞大猷指出的军队中存在的问题，是切中时弊的。他主张将领应该有智有勇，朝廷对待将领应该择之要慎，用之要专，礼之要隆，这乃是选将、任将、用将的根本，和军事家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朱元璋就曾说过：“为将之道，勇智贵兼全。”在使用将领上，王守仁说：“隆其委任，重其威权，略其小过，假以岁月，而要其成功。”又说：“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一个干户所的千户提出这样的问题，足见其军事素养不亚于那些知名的军事统帅。俞大猷对处理官澳之“贼”的办法又不亚于著名的政治家。保甲法和乡约法是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提出的，俞大猷要亲自偕妻子实行这种办法，并确信定能成功。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这是何等的胆量和政治头脑!当时的佥都御史本应对俞大猷提出的问题采取欢迎的态度，并应想方设法扭转当时军队的弊端，放手让俞大猷处理官澳之“贼”，且对俞大猷这样的人才加以重用。但无知无能的陈伍山恰恰相反，说什么“若武人何以书为”?并给俞大猷以杖击和夺去官职的处分。当然，这也不能单怪陈伍山，是明朝所建立的重文轻武的制度使然。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实行以文制武，武职人员地位越来越低下。军队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文宫手中，武官只有带兵打仗的职权，而且有一点失利就要受到惩处。总兵官本是地方武官中的最高职务，往往以都督及公侯伯充任，为正一品高官，但“自总督建后，总兵禀奉约束，即世爵俱不免庭趋。其后渐以流官充总镇，秩位益卑。当督抚到任之初，兜鏊执仗，叩首而出，继易冠带肃谒，乃加礼貌焉”。总兵官在文官面前都如此低下，一个干户在佥都御史眼中，当然更无足轻重了。
俞大猷面对这样的处分笑着说： “此岂吾自见之地耶!”离开了金门。金门人为他流泪作生祠。一些随俞大猷读《易》的人，跟着他到了泉州；一些学剑法的人，也来到他的家里，不肯离去。
罢掉干户之职是对俞大猷的一次打击，但他坦然面对这一切，没有怨天尤人，甚至后来在松江(今属上海)见到陈伍山，还以师礼相待。他说：“使当时不有陈伍山，吾且株守金门矣。”原来他就是这样辩证地看待事物的。P14-15
今年是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武术家俞大猷(1503——1579)五百一十周年诞辰。十年前，在俞大猷诞辰五百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本小册子《俞大猷》，由泉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泉州市历史研究会、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宣传部编印。我在《后记》中说：“此次写作只是初步勾勒俞大猷这位军事家、民族英雄的面貌，还有很多不足乃至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当时因有其他任务在身，时间紧迫，只能做到“初步勾勒”，当然也就“有很多不足乃至错误”。但我一直在想把这位民族英雄、军事家写出并正式出版，所以在这10年时间里，除了写《中国海防史》的明代部分和《戚继光兵法新说》外，都在进行关于俞大猷的研究。先做了俞大猷《正气堂全集》的点校工作，然后就在《俞大猷》小册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今天算是基本完成了。但回过头来想一想仍感到研究还不够，仍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乃至错误。因此一方面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另一方面期待学者对俞大猷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俞大猷研究会陈继川副秘书长很多帮助，谨表深深谢意。
作者
2013年5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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