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在养病的罗荣桓得到消息，中央准备让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检察长，筹备最高人民检察署。
“这个时间是1949年8月。”谈起这件事，罗荣桓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罗东进中将很是感慨。
1955年9月，已卸去检察长职务的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从一名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爱国学生，成长为新中国首任检察长、共和国元帅，罗荣桓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一、革命熔炉铸就“党内圣人”
南礼士路头条毗邻长安街，与周围的繁华相比，这里稍显幽静，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就位于一座普通的招待所的楼上。已是满头华发的罗东进语带沧桑地回顾起父亲在革命道路上走过的风雨征途。
(一)“老实是罗荣桓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叫南湾的山村。
这一年，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第三年。腐朽的清王朝，正经受着内乱外侮，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14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年，罗荣桓进入罗氏岳英小学读书。在这所小学，校长罗炳文不仅注意向同学们传播新学科、新知识，而且还注意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这些具有新思想的老师的教导下，年少的罗荣桓开始关心国家命运了。
1919年夏，罗荣桓到长沙去读中学。时任湖南督军的军阀张敬尧滥发纸币，横征暴敛，对学生和工人运动残酷镇压，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于是各界群众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进入中学的第一学期，罗荣桓便参加了抵制日货和“驱张运动”，第一次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
1923年6月1日，日本水兵在湘江边向爱国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罗荣桓积极投身到反日爱国运动中。接连几天，他参加了游行示威、追悼大会和向当局的请愿活动，结果被列入“不法学生”的黑名单，不得不离开长沙。
“他在这一时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已经在思考如何救国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认识到要走武装斗争这条道路，还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四处求学。”罗东进介绍道。
为了继续求学，罗荣桓先后到了青岛和广州。在广州，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他也看到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正在发生分化。1926年11月，罗荣桓返回农民运动开展得风起云涌的湖南。这时，湖南全省已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30多万。他的故乡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农民协会已普及全县大部分地区。
由于罗荣桓是从革命的中心————广州回来的，因此，对于他的到来，当地农会表示出极大的欢迎。罗荣桓都没有回家抱一抱刚满月的女儿，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了。
就这样，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着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家提供了初步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经验。
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当地的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处于危险之中。一天夜里，他在一名农会积极分子的护送下，秘密离开南湾，前往武汉。
这时，武汉从外表看革命气氛依然浓厚，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军事上，武汉国民政府处于新旧军阀的包围之中。经济上，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本家的敌对，商品奇缺，粮食紧张，物价飞涨，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武汉国民政府也在积极策划反共，而中共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却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就在这山雨欲来之际，革命队伍中许多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了革命，而罗荣桓却在这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在最危险的时刻，他毅然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1927年7月初，罗荣桓被党派往湖北通城开展农运工作。几日后，“七·一五”事变爆发，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罗荣桓赶到通城后，认识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工作。之后，带着这支自卫军参加了秋收起义。
起义的受挫加上部队条件的艰苦，导致很多人开了小差。罗荣桓走在队伍的后面负责收容。他和大家一样饥饿疲惫，加上眼神不好，夜里走起山路来非常辛苦，腿脚经常受伤。这时，入党仅仅4个月的罗荣桓，革命信念虽然没有动摇，可是这样一支起义队伍，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能不能坚持下去、要到哪里去，他和大家一样，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927年9月，罗荣桓随起义部队来到文家市，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22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在这里，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部队由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下设一营、三营和特务连。毛泽东宣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他还提出，在部队内要实行民主制度，连队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农革命军共编了7个连队，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成为我军最早的7个连党代表之一，也是最早同毛泽东相识、唯一一位从连党代表做起的共和国元帅。
对于选罗荣桓任党代表这件事，毛泽东后来这样解释：“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老实。”
关于罗荣桓的老实，还有一个笑话。
农民自卫军成立后，队伍里缺一个管账先生。大家考虑到罗荣桓是大学生，就建议由他兼管财务。罗荣桓一贯不善于也不喜好理财，但是考虑到管账也是革命的需要，就没有推辞。于是，除了做党代表外，他还兼管一只盛钱的小箱子，走到哪里就提到哪里。
这一天，天气真热，山路又崎岖。罗荣桓提着沉重的箱子，一路上不断地倒手。刚走了十几里路，就热得唇干舌燥。下午，在翻一座大山的时候，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跟前说：“先生，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两人坚持要帮着扛，罗荣桓看着两人很面熟，知道确实是队伍里的弟兄，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子便被他们拿去了。傍晚，队伍宿营时，罗荣桓去找这两个士兵，却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丢了箱子里的二三百块钱，罗荣桓心情非常懊丧。他后来对妻子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翻，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炼是不行的。”
在延安，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罗荣桓丢钱的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又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泽东还告诉林月琴，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罗荣桓被调离部队改任总政的巡视员和动员部长，仍然老老实实为党工作。
毛泽东说的老实，不只是对罗荣桓的性格特点，也是对他坚定的信念及对党、对革命的忠诚的准确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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