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端与终结
“死者拒绝以任何形式的演说和祈祷来纪念她的过去。”那名身着黑衣，黑发光亮、外表严肃的青年男子不带感情地宣告。这是1986年11月寒冷的一天，我站在位于爱达荷州太阳谷的一个小型墓地里。在这块我十分熟悉的空地上，我注视着一名面无表情的丧葬承办人将一个松木色的小塑料盒放置在一片由翠绿色的阿斯特罗草皮铺就而成的长方形墓地上；显然这块墓地不久前才被挖开过，而这个塑料盒或许就是购自凯马特的一个廉价工具箱。简短的葬礼结束了，两边神情肃穆、散乱站立着的人群开始朝相反的方向散开去。这时，一名上了年纪的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还记得我吗？我是乔治’萨维尔，”他看上去瘦长、阴郁。
我驱车从蒙大拿到凯彻姆是为了参加我的婆母，玛丽·海明威————厄内斯特·海明威遗孀的葬礼。在到场的所有来宾中，没有人像我这样是特意跨越州界赶过来的。在葬礼上，我惟一见到的这个家族的家庭成员也只有杰克“帕比”·海明威，以及他的妻子帕克，还有他们的女儿墨菲，他们的家就在附近。见我走过来，杰克便不停地向我挥手，并示意我站在他们一家人的边上。在墓地的另一边，我认出了几个当地的老朋友，带头的是克莱拉·施皮格尔，乔治·萨维尔医生就站在他们中间。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乔治，这位厄内斯特的护理医生，同时也是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亲密的伙伴兼知己。早在启程前我就获悉，玛丽的遗产管理者已经委托克莱拉照应好葬礼的各项安排事宜；我注意到，杰克，这个在海明威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大并且有确定继承权的长子却一直被冷落在旁。可以断定，如果别的家庭遭遇这种情况，一定会导致无休无止的摩擦和冲突。
葬礼结束后，我随杰克、帕克以及墨菲一块儿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家显然对这次见面都有默契，因此没有一个人提及玛丽。这是多么地不同寻常啊，我思忖着。在我的家乡爱尔兰，一次葬礼就是一场庆典，人们用故事、音乐、烤面包来纪念逝者————虽然已是天人永隔，却仿佛就在身边————无论是对于他的朋友还是敌人来说，这都是一场恰如其分的道别。一次葬礼同时还是一种怀念，意味着要把怨恨抛诸脑后，重估生命和友情的价值，它是一场发泄，一种觉醒。而我们刚刚所见到的，却更像是一件被期望而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守候，没有仪式，没有眼泪，更没有什么庆典。可是尽管这样，我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从这一刻起，我人生中崭新的一章即将开启。
人们说，历史始终是在重演。在我的人生中，旧的一章已经过去，早在24年前当我站立在这同一墓地的相同地点，参加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葬礼时，我生命中的又一章已经开启。那天，乔治·萨维尔也同样在场。最终，他成了海明威最亲密的伙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厄内斯特才走入梅约医学中心，开始与他那糟糕的抑郁情绪作斗争。在场的还有玛丽，她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一个悲伤的寡妇，因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浑身颤抖。对于她丈夫把自己打得鲜血进流、触目惊心的那一枪，她不必再去想象。可以说，她和乔治·布朗都是那一天的见证者。
海明威的葬礼十分低调，只有受邀者方能参加。尤其是新闻记者都被谢绝入内，尽管整个世界都极盼了解详情。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争相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毕竟，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竟然死在了自己的手上。玛丽宣称她丈夫的死是由于清洗枪支时不小心而造成的事故，坚决否认自杀才是海明威致死的真正原因。与其说她试图向公众隐瞒事实，不如说她刻意使自己把真相遗忘。这个残酷的、让人无法忍受的真相只会使她更加的悲伤，于是玛丽陷入了矢口否认的境地。
葬礼往往成为开端与终结之间的一个句点。厄内斯特的葬礼标志着我人生中一段传奇岁月的终结。仅仅是在2年前，即1959年马德里的圣·伊斯德罗节上，我才第一次见到海明威。而到了1961年的7月，当他已经长眠于地下的时候，我却注意到了某些影响着厄内斯特一生的性格特点。马塞林纳，这个仅仅大他一点的姐姐，在幼年时期就像他的孪生姊妹似的与他成双成对，但到了少年时期，两人却成了不变的对手。在这期间，我听说他从来没有和颜悦色地与她说过话。他的弟弟莱切斯特————比他小16岁，别人都称呼他为拜伦————从这位作家身上得到更多的也只是蔑视而非尊重，虽说两人在外貌上很相近。莱切斯特继承了暴躁的脾气、结结巴巴的说话腔调，这些都使得他与才华横溢的哥哥相去甚远。他笨拙而又滑稽的动作经常使他那位苛刻、易怒的兄弟陷于尴尬从而恼羞成怒。还有查理·斯文内，一名80多岁的退伍上校，他与海明威的相识相知横跨了两次战争，长达几十年之久；而乔治·布朗，这位就在厄内斯特去世前三天还驱车把玛丽和厄内斯特从梅约医学中心送回家的人，也是除玛丽之外惟一一位在位于凯彻姆的住所内，当致命的“意外”发生时在现场的人。他的朋友兼合作者A·E·霍奇的缺席是最引人关注的。霍奇很快就将因他自己所著的《我的父亲海明威》一书而远近闻名。可以说，霍奇是厄内斯特生命最后岁月里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在海明威死前的几个月里，他也成了玛丽的心腹朋友。可是最终，玛丽却无法制止霍奇的这本回忆录出版，这对于她来说，显然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于友情的背叛。
经过反复的斟酌，这些人都逐一受到了检验，于是发现其中的有些人其实并不够格。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我过去从未曾谋面，但对于每个人我都略微有些了解————了解他们各自对于海明威的意义，而现如今，他们也因介入了海明威的记忆而深感自豪。P1-4
早在1995年，我接到雷鸟旅馆老板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格雷格正呆在她那儿。他刚从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拉岛做完变性手术回来，他没能顺利度过手术后的那段时间，此刻正在大出血。她不知道该打电话给谁，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80年代，她曾经数次打电话给我，表达了对格雷格的关心。我和孩子们也曾经去拜访过她一次，以感谢她的好心以及对格雷格真诚的关爱。我向她保证，她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尽管我和格雷格已经离婚了，但我依然关心着他的健康。
爱德华当时正住在波兹曼，我问他能否去密苏拉照顾他的父亲，他同意了。对于他而言，这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他处理得很好。我希望格雷格(或者说是格洛丽娅，他现在是这么叫自己的)能从性别的改变中获得他一直在追求的平静与满足。不得不向其他孩子透露这一消息令我胆怯，但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我相信他们已经足够老练，即使这个消息让他们震惊甚至深受打击，也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偶尔以外，我在心底里从来没有埋怨过格雷格，因为他所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他虚度了大部分的光阴，他总是陷于绝望，频繁地爆发出破坏性的狂躁，甚至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我回忆起他第一次出走时的’隋景：那份悲伤和极度的失落，随着痛苦的缓解反而变得愈加强烈。一天清晨，我捧着一杯咖啡坐着，透过窗子欣赏窗外的景色，布里吉尔山那深蓝色的轮廓仿佛镶嵌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样，松树的影子慢慢向上移动着，这一切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宁静。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最后一年里，不用担忧，无须恐惧，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这一切竟都成了不敢想象的奢求，呆在格雷格身边简直成了漫长的噩梦。如今，我终于可以品味最简单的幸福，时钟的滴答声令我安心，鸟儿的歌声令我愉悦，刚从菜园摘来的覆盆子仍带着露水的味道，这才是纯粹的无限幸福。
1998年，我去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做一些研究。当走进海明威陈列室时，我第一次在新环境里看到了自己为之工作多年的文件。我随手翻阅着，突然，我的心跳停止了，我想我要晕倒了。35年前，当我在整理这些文件的时候，我拿走了自己与厄内斯特之间的所有信件；但是现在，我却读到了一封以前从未见过的厄内斯特写给我的信，它好像是从阴间发来的一样。信上的日期是1960年10月26日，信以“最最亲爱的瓦尔”开始，他叫我一收到信就立即与他联系。信是他叫人送给我的，但那个不可靠的送信人竟把它卖给了一名收藏家，而后者又将它捐给了维吉尼亚大学。在西班牙分手的时候，我告诉厄内斯特，我会期待着他的来信，他也很快能收到我的回信。得知他曾与我联系，而且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信其实并未送到我的手中，我甚感悲伤。他在写了那封信的4周后，就做了第一次自杀的尝试；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收到他的信能改变1961年7月2日早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次受骗一定加剧了他最终的绝望。
2001年10月1日，我的儿子爱德华从纽约打来电话。他告诉我，那天早上他的父亲死在了一所女子监狱里。我觉得自己一定是听错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手机，信号很差，但他确实是这么说的。我很快了解到，格雷格是在一天清晨从一个聚会回家的路上被捕的，当时他正处于迷茫状态。他因“有伤风化的露体”而受到指控，当时他赤身裸体，手中却提着一条裙子和一双高跟鞋。他们把他关进了女子监狱，尽管他很明显有精神问题而且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他的保释金才只要一百美元，但他仍然呆在了监狱里。5天后，一名警官去带他出庭时，发现他已因心脏病死在了自己的牢房里。
回忆真是奇妙的东西，它如此的具有选择性，总是能与人当时的情绪相符合。10月7日，我和孩子们相聚在纽约，一起怀念他们的父亲；那里曾是他们最亲近他的地方。穿过他们孩提时代常走的街道，我们来到了位于第八十七号东大街的公寓楼————雪莉屋，我们曾在这里居住了10年。当初我们搬来的时候，爱德华还是个婴儿；这里也是威妮莎有记忆起的第一个家。我们沿着那条通向学校的小道漫步，在这条路上，格雷格常常送他们上学或是接他们回家。我们穿过了“小埃及”————中央公园的广场，在这里可以看到古埃及方尖碑，格雷格常在周六的早上带他们来玩。我们还去了棒球场，在那里，格雷格总能很轻松地教会他们如何取得更高的分数。动物园也不能被忽略，在孩子们上学前，格雷格最喜欢带他们去那儿了；曾有一度，每个孩子都能背诵出所有动物的名称，无论它们有多么的生僻奇怪；我仍记得3岁的西恩穿着他的熊皮大衣，指着动物们说道：“长鼻浣熊、无尾刺豚鼠、浣熊。”那天，我们在斯坦霍普酒店吃了午饭，过去我们常在这里庆祝特殊的事情或者奖励勤奋的孩子们。我们回忆起了在纽约的那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某天下午在湖上泛舟，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去远足。我们的回忆亲切而又有趣。整个过程中大家笑声不断，内心都十分感激格雷格与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这些是我们生活的支柱，它决不容抹杀。
恰好在他去世的前一周，格雷格在我的电话里留言；当时，我做了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把它录了下来。在留言里，他为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感谢我，并总结道：“你和孩子们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厄内斯特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这个小儿子，而后者还曾经一度是他最喜欢的儿子。他在《海流中的岛屿》一书中曾这样写到他：
“最小的男孩很英俊，他像袖珍战舰一样的强壮。在外形上，他简直就是托马斯·哈德森的缩小版，只是再要矮些、胖些。他的皮肤一晒就会起雀斑，他有一张滑稽的脸，生来就显得十分老成。他还是个魔鬼，常常对自己的哥哥使坏，他天生就有黑暗的一面，除了托马斯·哈德森以外，没有人能觉察到这一点。……他表现虽好，其实骨子里却很坏，常常以捉弄别人为乐。他是个坏小子，别人都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表现很好，同时内心的邪恶也在增长。”
格雷格对这段文字深感自豪，甚至把它作为自己传记的卷首语；受其强迫症的驱使，他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的父亲以某种方式真正了解并喜爱着他，这总是令他十分惊奇；但他们在世时却无法向对方敞开心扉，对此我丈夫常感到悲哀。
我可以做一点改变：疾病的根源是小男孩的调皮捣蛋，而不是邪恶。格雷格一生都在与严重的疾病做着注定要失败的抗争。他的父母不能或是根本不愿承认他的病，而他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无法接受它，所以他缺乏关键的早期治疗；他开始研究医学，希望自己能找到治疗方法，或者至少能得到些许的缓解；但在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以后，他便发展出了另一种人格，这一角色可以使他逃避他自己所无法承担的责任，掩盖他是海明威的儿子这一事实，为从未达到过别人对他以及他对自己的期望寻找借口。他在自己专心从事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医学、写作和体育。他几乎能实现所有的目标，除了他最渴望实现的那个————赢得他父亲的喜爱与赞同，成为安德鲁·哈德森，那个在得病之前与父亲亲密无问的小男孩。
我引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好兵》中的开场白作为结束：“这是我所听过的最悲伤的故事。”这是最悲伤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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