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吉齐基在欧洲从来没感到完全满足过。正如拥挤的都市中狭小的平房束缚了他庞大的体格一样，这块大陆古老的低墙限制了他的思维。乔治想重新回到非洲那更加广阔的视野当中。当机会来临————乔治能代表国家作为驻亚的斯亚贝巴的领事时，他马上就接受了。但乔治为人并不坦诚，除了对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真正感兴趣之外，他还有其他私人计划要执行，这可以从他发送回国的给政府的秘密报告中看出来。
一想到女儿就要离开，且归期遥遥不定，克里斯蒂娜的母亲就很不开心。但克里斯蒂娜本人一想到即将开辟一片新天地，就兴奋不已。乔治对那个他们即将抵达、充满了异域色彩国度的描述激起了她的想象。经过最后一番匆匆忙忙的购物和家人举办的饯行宴会后，吉齐基夫妇开始了他们那漫长的旅行。由于时间非常充足，乔治决定先带克里斯蒂娜去肯尼亚，年轻时他曾去那里探过险。当时空中旅行仍处于襁褓时期，赶赴东非的唯一方法是乘坐轮船。
蒙巴萨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个世界性的港口，是东非一张激动人心的名片。一千年来，象牙一直是这里主要的出口物，这里仍然保留了《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东方色彩。这里香气馥郁，穿梭于街道、露天剧场和集市的不同种族的人们更为这里增添了奇异的风味。街上混杂着斯瓦希里人和非洲人。斯瓦希里人穿着白色康祖长袍和灰色短上衣，戴着白色绣花的塔布代帽大摇大摆地走着。非洲人则裹着图案明亮的厚棉布衣服，厚棉布缠在纤细的腰上，其中有一半垂落在腿上。长着鹰勾鼻子、穿着蓝色绣花衣服的阿拉伯人一对对坦然自若地闲逛着，他们的手指优美、精致，是年轻的阿拉伯男子特有的。就像巴克斯特的伴舞队一样，吉里亚马部落的异教徒女子晃动着奶油色细棉布制成的华丽多层裙，从眼前闪过。非洲的穆斯林女子从头到脚都包裹着黑衣，只露出两只眼睛，从市场匆忙赶回家中。而印度女子，穿着轻薄透明的纱丽如蝴蝶一般欢快，她们步伐轻盈地从身边掠过，精美的手腕上戴着各式各样的镯子，叮咚作响。
根据风向的变化，到12月底或者1月初时，欧洲来的游客将会欣赏到令人难忘的一幕。因为正是在那时，在开始刮东北信风之前，就像传统的飞鸟迁徙一样，最早的一批移民船只也会开来。沿着海岸会驶来很大的独桅帆船，港口内将挤满远洋轮船的张帆杆，港内喧声四起，色彩斑斓。
好奇心重的游客可以过把瘾，划船从老海关靠岸台的地方前往尾部高耸的船只，参观这些独桅帆船。船长会盛情款待来访的所有客人，让客人坐在精美的地毯上。他们从那鸟嘴状的铜咖啡壶中，倒出一杯又一杯、永流不尽的苦咖啡，以供客人品尝。
对于像克里斯蒂娜这样喜欢晒太阳的人来说，蒙巴萨提供了诸多便利。蒙巴萨有一处处安静的沙滩，沙滩边缘长着柽柳，这些沙滩都有着欢快的名字，诸如尼亚利，特威加，马林迪等。那时候，只有沿着留有车辙的小路————这小路不知怎么地就逐渐消失在灌木丛和峡谷中————经过一番危险的旅行之后，人们才可以抵达马林迪。交通工具主要局限于私人轿车和一队队用绳子和咒语维系在一起的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司机都是一些浑身散发着异味、性格开朗的印度人。他们全都飞快地驾驶着汽车，载着一车喋喋不休、咯咯说笑的非洲人，印度人，婴儿，山羊，家禽，包裹，篮子，还有叮咚作响的汽油罐子————在这个国家，人们大量使用汽油罐————从一站驶往另一站。
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不得不通过渡轮来穿过小溪或河流。这种经历如同做梦一般，再加上天气炎热，身体流汗、半裸着身子的船员发出圆润洪亮的语调————这种凄凉的语调不时被摆渡人用海螺壳吹出来的怪异声音打断，这就更像在梦境中了。
在这里，在一块似乎比欧洲的天空更加明亮的蓝天下，动植物联合起来形成了一道充满异国情调的织锦。织锦中间编织进了欢快的小鸟：头顶冠状物的戴胜鸟，长喙的蜜鸟，还有太阳鸟。小鸟停留在电线杆上，或在路边错综交织的野生玫瑰丛中飞翔。
克里斯蒂娜想在蒙巴萨海滩逗留一会儿，但乔治却急于赶往内罗毕。于是，他们沿着肯尼亚————乌干达铁路踏上了那炎热漫长的旅程。肯尼亚————乌干达铁路建于世纪之交，起于蒙巴萨，终于维多利亚湖。有生以来第一次，克里斯蒂娜透过结满尘垢的车窗看到了一道变化极大的风景：在海边还是植被茂盛，及至到了大星星闪烁的夜空下，见到的则是泛着月光的惨白图景。随着一声汽笛，火车停下来加水，克里斯蒂娜掀起窗帘，看到了一间孤零零、皱巴巴的铁皮屋子，这铁皮屋子就是乡间的火车站。夜里，伴随着动物的一声长嚎，非洲大陆的寂静也会被打破。
克里斯蒂娜1939年看到的内罗毕是个新旧事物交集的大杂烩。最早的定居者扎根于此的时候，没有过于注意城市规划的原则。他们修了商号做买卖，建了办事处做生意，盖了平房来居住，还种了又高又大的桉树作为装饰。随着岁月流逝，现代化的石头楼房取代了原先那些破旧的办事处。
内罗毕城内没有静止僵化的气息，即使在那些从内地前来观光的游客当中，它也激起了一种令人兴奋、洋洋自得的感觉。作家卡伦。布利克森作为其中一个游客，说道：“内罗毕仍然是座都市。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各种东西，听到各种传闻，在旅馆吃午餐用晚膳，在俱乐部跳舞。这里生机勃勃，它像流水一样运动不息，像年轻事物一样年年都在发生变化。你外出参加狩猎远征期间，新的政府大楼————一座富丽堂皇的冷色府邸，有一个美丽的舞厅和一座漂亮的花园————就盖好了；一座座大酒店拔地而起，市民举办了令人难忘的农业展览会和精美的花展。我们这块殖民地中那些只有一半智力的家伙们吵闹起来极为夸张，这让城市充满了活力。”
吉齐基夫妇住进了索尔兹伯里旅店。正如殖民地的许多人一样，店主努恩太太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她丈夫是修建夺人性命无数的肯尼亚————乌干达铁路工程的负责人。丈夫突然就离开了人世，除了两个小孩子以外，没给她留下什么。她开了一家面向铁路工人的招待所，生意很好，努恩太太后来又盖了索尔兹伯里旅店。索尔兹伯里旅店是个典范，它完全由伦敦的梅普尔斯提供装饰，还带有自己的游泳池。
看来克里斯蒂娜更喜欢呆在旅馆或公寓内而不是住在家里，她不喜欢家居生活，因为家庭琐事令她厌倦烦恼。她生性挑剔，但对于创造一个适合自己个性的装饰环境，却并不特别热衷。P51-54
“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无畏的人唯一一位对危险有着深深留恋的女性————除了不能吞吃炸药以外！……她生来就是为了行动和冒险，危险就是她生活中的主要刺激！她有时文静，但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所有的女子都黯然失色！”
阅读一本有关你熟识的某人的书时，没有想象书中主人公对该书以及该书的艺术处理所做的反应，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克里斯蒂娜的朋友们也会赞成：面对该书还有任何以她为主人公的书时，克里斯蒂娜的反应可能是爆发出一阵嘲笑。“这本书是写我的，太可笑了。怎么这么大惊小怪？”她当然会声称：有很多其他人物更加有趣，更加重要，他们会很高兴看到有些书和他们有关，所以为什么选她呢？克里斯蒂娜不想使自己作为在战争期间曾做出过许多英勇事迹的个人而被人了解，欣赏。正如马·德琳·马森所言“她是个非常喜欢安静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正当地侵入那种隐私呢？二十三年光阴的流逝就可以为这种侵犯提供正当的理由吗？”
我想我们必须对这种论点产生怀疑，这肯定是传记作家经常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处境。尽管存在种种疑虑，但在和许多相关的朋友交谈之后，我还是答应要和马森女士合作，给她提供有关本书的信息，并撰写前言。我答应下来是因为我深信：这本书迟早会有人写的，因为我同样深信：作者的真诚客观，力图寻求真相加以书写的决心是无可争辩的。读完该书的草稿之后，我确信我的猜测没错。对于如此低调、如此悲惨地被铲除一切，成了环境牺牲品的某个个体来说，就人们所能揭示的真相而言，本书的调查研究描绘了一幅准确和谐的画面。
我也必须产生怀疑：谁会阅读这本书呢？他们为什么会阅读这本书？人们对答案很少存在疑问。读者阅读该书是因为它是描绘二战的大量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很奇怪的是，在这个国家，在欧洲的很多地方，或许在美国程度会差一点，读者似乎对于人们在1939——1945年间那段悲惨岁月中的行为有着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中期，埃里克·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出现似乎给“战争文学”的潮流划上了一个句号。当然，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描写终结了人们对矫揉造作的豪言壮语的过分强调。尽管《二十二条军规》(人们可能期待该书在1960年代后期起到类似的功能)取得了成功，人们似乎并不愿意停止欣赏有关这种主题的文学。三十年后，描写逃亡、不列颠战争以及特别情报服务的书籍仍然魅力很大。这种魅力不仅在那些上了年纪的感伤主义者或具有怀旧情结的退伍军人那里体现得一清二楚，而且在中学还有学生中间同样风光无限。
去年，我受邀参加了为纪念在韦科尔高原牺牲的烈士而在瓦西谢乌克斯举行的集会，在该书中马德琳·马森曾经提到这件事情。在正式的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分属三代人的三千人举行了户外野餐会。参加者有那些幸存者，他们的子女还有孙辈。在一种轻松从容的氛围中，我有机会和许多介于十五到二十岁之间的男男女女进行交谈。我急于查明：他们是否完全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的谈话和聚焦点，因为正如布尔战争之于处在他们那个年龄段的我，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距离非常遥远。
我得到的答案形式多样，表达大相径庭，但它们却传达了同样清楚的信息。“我们想了解有关那个时代的一切，想得知真相。我们羡慕你，因为你明白正误的区别，生活对你来说简单明了，是否要采取实际行动清清楚楚。”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好奇心那么重。自从1945年以来，也发生了别的战争，其他的人类悲剧，饥荒，洪水，地震，还有一些情况非常简单、人类的选择毫不模糊的时代，但这些都距离遥远，和他们的文化以及家人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有一点同样是正确的，即在1970年代，年轻的非洲作家倾向于过分关注他们为了寻求独立而极力抗争的时期；人们真地需要认同一个情况简单、决定采取行动的时代。然而，不管这多么值得理解，对战争加以美化、给它包裹上一层美丽的外衣的危险仍然很大。
我一点也不怀疑，既然很多人会阅读这本书(因为它和战争有关)，克里斯蒂娜或许会和我感觉一样，即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个体或数个个体身上将会不可避免地曲解真相。在一个完全相互依赖成了日常生活本质的团体里，人们日复一日地生活抗争，个体的筛选无法全面反映现实的画卷。对法国或波兰的个体代理人来说，他们的每顿饭食、每夜的睡眠都要依赖他人。被依赖者的幼小孩子，年迈双亲，个人财产还有生计都因我们的在场而不断处于危险当中。和我们的贡献相比，他们的贡献牺牲更大。
不过，这只是一幅画像。如果你描绘肖像，你就不可能描绘出整个环境。大西洋和乌拉尔山区之间平民百姓的经历吸引了马森女士，他们的生活，文化，语言，宗教，还有家族纽带都被战争以及战争的后果完全破坏了。这的确是个“被置换了”的个人经历，这骇人听闻的短语背后埋葬了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生命。这也是某人的经历，在面对失去了所有那些通常来说能使生活可以接受的东西时，他能够保持一种幽默感，一种为了取得不可能、和蔼大方的人类联络而需要的勇气。
在后弗洛伊德世纪，有关心理学碎片知识的传播使人们越发倾向于把人物分成若干原型，并试图解释他们的行为及行为模式。当然马德琳·马森在此并没这种意图，但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会这么尝试。如果这本书不按照它本来的面目仁真诚的探询某人)被人看待，这将会是一大遗憾。在那种搜寻中，人们发现了许多有趣可敬的东西，发现了大量仍然被历史掩盖、不为人知的东西。这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工作，作者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诚实无欺、体察人微地完成了任务。我只能希望，正如作者撰写该书的时候一样，读者阅读的时候也要带着同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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