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突尼斯
安德鲁·费律斯和布朗西·布瑞特曼于1918年1月结婚。一战结束后，他们搬到巴黎，1919年他们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捷克琳娜出生了，她就是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母亲。但是安德鲁在法国的首都处境不佳，因此夫妻俩不久之后就离开巴黎去了突尼斯。
当时这个小国家人口约为四百万，那里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人征服突尼斯之前，像在所有穆斯林国家里一样，很长时间内和基督教徒共享“非本教居民”的地位，即“受保护”居民，这个身份允许他们从事宗教活动，不过以付出一系列不公平的代价为前提：特殊税收、不同的衣着、划区居住、司法不平等。
犹太人比较支持突尼斯受法国保护国制度，在这个保护权制下，1881年开始，突尼斯城的大公受法国任命的常驻外交代表的辖制。像其他地方或俄罗斯的教友一样，突尼斯犹太人崇拜启蒙运动之国，以至于在拿破仑时期，有些犹太人穿戴三色标志的衣帽。在受保护国制影响下，一部分犹太人脱离当地人，采用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在出发去打仗之前，布朗西·布瑞特曼的丈夫就把他的名字法国化了，而最初他的名字叫佘摩乌·费鲁斯。
20世纪初，费律斯一家人是当时典型的突尼斯犹太家庭，那个时代并存着富有的商人和赤贫的民众，欧化的知识分子和不会说法语的文盲。费鲁斯（Fellous）这个名字出自一个突尼斯词“flous”，在突尼斯俚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小鸡”或“银子”。
安德鲁·费律斯的父亲，哈意姆·费鲁斯，即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外曾祖父，靠放高利贷发了家————今天我们称之为银行家。在壮年时，经过了两次婚姻和有了六个女儿后，他还一直期待一个男性后代，因为一个儿子才是那个时代的突尼斯人所唯一看重的。
他的第三任妻子，年轻的塔伊达·阿杰日，终于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佘摩乌·安德鲁是老大。父亲庆祝他出生的欢庆活动持续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根据犹太教关于善行的教规，即犹太教戒律规定每个人尤其是富人们每天做善事的教条，他的父亲还向穷人们散发了很多钱。帅气、优雅又迷人，佘摩乌·安德鲁在身旁所有女人们的疼爱下长大了。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外祖父属于受法国保护国制下出生的第一代，这代人急于想登上通往现代化的列车。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按教育部大纲规定的培育后，他认同了政教分离和共和的价值理念。像大部分马格里布地区的犹太人一样，自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他认为自己站在法国左派阵营那边，左派主张和阿拉伯人一起捍卫权利的平等性，但并不打算当即就给予阿拉伯人独立。换名为安德鲁的佘摩乌自愿加入法国军队，这在当时的突尼斯人里是一个勇敢的、少见的选择。
当1920年他带着妻子布朗西和女儿捷克琳娜回到突尼斯时，他的父亲哈意姆已去世两年。
文化混合
布朗西，斯特劳斯一卡恩未来的外祖母，认识了她的婆婆塔伊达，并且发现她属于受法国保护国制之前的时代。她只会用突尼斯犹太人所特有的方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把阿拉伯语翻译成阿拉米语，小心谨慎地遵守着宗教戒律，尤其是caherout，有着和穆斯林女人们一样的生活方式并且相信她们的迷信，尤其害怕“毒眼”带来厄运。穿着打扮东方化，脚蹬阿拉伯拖鞋，她坐在软垫上抽着水烟筒。这对于成长在现代的、主张无神论的布朗西来说，是个真真实实的文化冲击。
这个最时髦的巴黎女人，开着车，在这样一个女人不工作并且几乎从来不独自外出的国家，是如此的不相称。
布朗西到那里不久，就在突尼斯市圣－夏尔街道开了一家牙医诊所。她还获得了一个欧洲人很少能够得到的特权，那就是被允许进入巴固西长官————比塞大统治者的宫殿，为的是护理他众多妻子们的牙齿。
但是，迫于压力，她于1921年她的第一个儿子————让出生后就停止了她的工作。她的丈夫赚的钱足以养活一家人。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皮埃尔，出生在1923年。安德鲁·费律斯做谷物代理生意，在突尼斯市的那不勒斯街设了办事处并把家安置在巴黎大道一个配有路易十五风格家具很漂亮的公寓里。后来由于1929年的金融危机导致谷物市价崩盘，他也破了产。
捷克琳娜，斯特劳斯－卡恩的母亲后来一直保留着她年轻时精神上和物质上那种担惊受怕、飘浮不定境况的回忆。她丈夫的父母也曾遭受过同样的巅峰和低谷。
花花公子的安德鲁使布朗西很不幸福。捷克琳娜的回忆里鲜有和他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每年夏天，她和母亲、兄弟们一起去位于索洛涅区的布瑞特曼家度假三个月。这个小姑娘感觉和外祖母塔斯阿娜以及法国舅舅、表兄们更亲些。相比较而言，她承认和突尼斯的祖母就没有那么亲，不过倒是这个祖母把法国外祖母家遗忘的犹太传统传承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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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卡恩留下的真正遗产是，他让IMF成为了一个值得为之争斗的场所。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埃斯瓦·普拉萨德
卡恩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巴黎政治学院院长、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主席理查·德冠
卡恩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出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框架，充满进步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欧元区丧失了最有分量的政策制定者之一。卡恩离开后，不知道谁能担当起领导责任。
————在卡恩1999年辞去法国财长之后，英国《金融时报》如此抱怨
倒计时
2011年3月20日星期天，就在我结束本书初稿的几天前，我与斯特劳斯－卡恩通了电话，他那天正巧在繁重的公务旅行之间有空在华盛顿的家里稍稍喘口气。我想就他与女人的关系开诚布公地谈谈。此前我已经把准备好的要点用电邮传给了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答言彬彬有礼，但使我感到有点儿冷淡。是不是他感到被误解了？为了和他直接对话，我从一开始就把本书定位为“政治生涯传记”。如果说直到目前，我从他本人和他亲友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倾诉，从而能勾画他的心理状态和心路历程，是因为我把最敏感的话题都留到了最后。
我的行为准则一直很明确：与每个普通公民一样，只要这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和成年人之间自觉自愿，政治人物的性活动与公众舆论和记者们无关。但对斯特劳斯－卡恩而言，有两桩私生活的纠纷被公开了，一桩与皮罗斯卡·纳吉有关，另一桩涉及特里斯塔娜·巴农，性质有所不同。这两桩纠纷在一本只谈政治生涯的传记里也有涉及的必要。
当在电话里问到他与皮罗斯卡·纳吉的艳遇时，我对斯特劳斯－卡恩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匈牙利职员和她的丈夫时表现得谨慎小心印象深刻，他明确拒绝讨论有关他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对手们有可能通过公开他与一位年轻妇女的特殊关系而操纵事态。他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负全责。我尤其感到他内心因伤害了妻子安娜．辛克莱而产生的真诚的悔意，“您有时太轻率了。”我向他提起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学保案中的表现，“没错，我是轻率了。”他认同道。
当我提到特里斯塔娜·巴农这个名字时，他的语调变得十分严肃。斯特劳斯－卡恩完全否认这位年轻女作家的陈述，并做了大体如下的申明：“全是假的！她描述的情景只是幻觉。您能相信，我，把一位年轻女性推倒在地，对之实施像她所描述的暴力？我在那次采访前根本不认识她。她通过我女儿卡密与我接触，卡密的母亲，我的前妻布里吉特·吉利曼特是她的教母。我们的访谈正常进行。结束时我给电视节目主持人米肖尔·菲尔德打了个电话，替她安排一次采访。后来当我得知她指控我性侵犯，我真是惊呆了。”
我于是问他为什么没有指控她诽谤，他回答说一方面报道这件事的电视节目并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再者这档节目播出后也没有引起新闻界的任何反响。
“为什么要对一桩已经完全被遗忘的旧事重新大肆宣扬？”他像是要指责一般提出这个问题，“您可以自行决定，这是您的作品。”他对我说，“不过以此事来结束您的著作，对此事比对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成绩更感兴趣，只能使人有点儿遗憾。尽管您对特里斯塔娜．巴农的指控保持距离，您还是在您的同行们都对此事失去兴趣的时候，在读者耳边重提旧事。”
在挂断电话前，我向他询问有关安娜·芒苏莱也就是巴农母亲的情况，他对我确认说他在那次电视报道后曾在社会党活动中碰见过她两三次，他们谈到了年轻女作家对他提出的指控。据他的说法，他们友好地道别，就像这桩事只是个误会。
3月
在这次电话交谈的前几天，我和安娜·辛克莱约定在浮日广场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我告诉她我将会在我的书里谈到她丈夫与女人们的问题。除了纳吉和巴农，我发觉她对全巴黎有关她丈夫的小道消息全都清清楚楚。她知道区分流蜚飞语、谣传、无稽之谈……和真相。
与街头巷尾的描述正相反，她不是不知道“多米尼克”过去的滥情。她明显为此而痛苦，但她做出了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尽您的职责，”她对我说。
她与斯特劳斯－卡恩的夫妻关系能经受任何考验，这两个人完全志同道合。都是左派，都信犹太教，有共同的朋友，热爱读书、音乐，有6个儿女，6个孙儿女……还有他们共同经受的各种考验。在一起生活了20年后，他们“比头一天”还要爱得更深。这是安娜·辛克莱在纳吉事件结束时自己说的话。
这的确让人惊讶。自从5月14日斯特劳斯－卡恩被捕以来，这对夫妻让全世界都陷入了困惑。这个谜团不是本书作者能解得开的，这也不是我的角色，不过我知道爱情有时是用道德无法想象的。
就在浮日广场的这次会面时，我也向安娜·辛克莱提到了未来的总统竞选。她向我表达了她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作为一个左派女性，我渴望看到多米尼克与萨科齐对决，我知道以他的才具他会为法国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会实施许多比人们想象的更左的措施而让人大吃一惊。另一方面，我也很怕选战，它难免会肮脏下流、揭人隐私。还有，我也很为以后的生活发愁，如果多米尼克成了总统，我们就再也不能单独出门，我也不能安安静静地逛街了。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辈们，他们一直都生活在我们的政治活动之外，如何保护他们？老实说，当了总统就只有两天好日子，当选的那天和就任的那天，接下来，整整5年，你就只有无穷的麻烦事，与街头巷尾的流言正相反，我并不推动多米尼克参选。然而，他要想去，我也不会阻拦。”
……
在监狱里又过了一夜后，5月20日星期五，斯特劳斯－卡恩终于尝到了与妻子女儿重聚的喜悦，尽管只是形同虚设的自由。斯特劳斯．卡恩夫妇在百老汇一个临时居所暂住几天。
然而现实仍不放过他们。这个“自由”带着苦味，他们的楼前有几十名记者监视着他们。在附近的房子里，“狗仔”们已经安营扎寨，甚至有些旅游大巴专程绕道前来，让车上的乘客在“那个法国人”门前照张相。在一个言论自由得没边的国家里，某些专掏阴沟的小报趁机煽动排外情绪，这种情绪在2003年法国拒绝与美国一起进攻伊拉克时就已经出现过。
人送外号“黄鼠狼”，还有“变态”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的部分舆论眼里象征着不受欢迎的人。一位没事干的人在街上举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家不要斯特劳斯－卡恩。”在这种背景下，安娜·辛克莱必须与时间赛跑，与满城的怨恨抗争。
根据法庭强制的苛刻条件，斯特劳斯一卡恩夫妇最多只有一星期并且只能在曼哈顿地区自行找到固定的住所。否则斯特劳斯一卡恩就必须重回监狱。用自己的钱找套够大的房子让斯特劳斯－卡恩夫妇以及两位看守者住？财务上他们是没问题的，但这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由于他们的名声和处境。
安娜·辛克莱跑了所有的中介公司，得到的都是拒绝。只要有一位住户反对，交易就做不成。许多人并不仇视他们，但所有的人都怕这位邻居的麻烦事会引来报刊媒体和看热闹的人，从而必然破坏他们的宁静生活。
5月23日星期一，安娜·辛克莱给他们夫妇多年来的老朋友洛朗·阿苏莱打电话。作为企业家，他曾是社会党的财务总监，2006年斯特劳斯－卡恩进行社会党初选时他负责管理财务。安娜·辛克莱知道阿苏莱在美国认识许多人，尤其是在纽约的地产界。她请他在法官给他们留下的非常短的时间里帮着找套房子。
这一天，阿苏莱正要过生日，他撇下全家和来宾。紧急总动员，电邮和电话在巴黎与纽约之间接连不断。几个小时里，阿苏莱瞄准了几套房子，可法官要求苛刻，必须在曼哈顿地区以内，安保必须得以实施，邻居必须乐意接受。在纽约这个地方这么快要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房子几乎不可能。
安娜·辛克莱于是考虑在同样条件下租一独幢，曼哈顿地区这样的房子少而又少。结果还真搜到了两幢。当第一幢的房主得知谁是未来的住户，便明显上调了房租，甚至还要求预付一年的租金，终于在快到限期时，安娜·辛克莱选择了最后一幢由阿苏莱建议的房子，在特丽比卡，是曼哈顿地区最贵的出租房，月租5万美元。
全世界的媒体都将向他们的读者或是观众展示这座“镀了金的监狱”，里面关着的人15天前还在民调榜上名列前茅。某些人包括社会党的成员会对斯特劳斯－卡恩的“流氓行为”和“浮华生活”感到气愤。他的命运却并不令人羡慕，他不经允许便不能出屋，每天只能见4个人，生活完全没有隐私，房子有监视器，电话有人监听，但他可以在家人的关爱上找到寄托。他弟弟和弟媳住在华顿盛，他们是第一批来探望他的人之一。整个夏天，家人、孩子、朋友都会渡过大西洋来探访他。
像大部分斯特劳斯．卡恩派的成员，阿苏莱仍然忠实于他的朋友。“5月23日星期一，”他叙述说，“我正要与安娜通话，接电话却是多米尼克，听到他的声音我激动得不能自制，他对我说他会战斗到底来恢复他的声誉，他定能走出困境。我听到的是一个下定决心、斗志昂扬的男人，尽管他的声音因经受考验而显得苍老。”
2011年6月6日，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重申他将作无罪申辩。2011到2012这一年将成为他生命中的战斗之年。这场战斗是他的生死之战。如果他又一次像他一生中多次重复过的那样，最终又东山再起，许多新的还不能想象的篇章将会接着充实和丰富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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