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之远
距京城长安三四千里路之遥，在长江中下游交接处的南岸，有一座城市叫浔阳，是江州治所，据称是汉代大将灌婴（一说陈婴）于公元前201年所筑。让我们看看唐元和年间，这座千年古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江州地理
说到浔阳，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名字，九江。
说来九江的来头不小。《尚书·禹贡》中就提到“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说的是长江、汉水并流朝大海奔去，流到“九江”这个地方，水道众多，水势浩大。与来历不怎么明了的《尚书》一样，为什么叫九江这个名字，这个九江又在什么地方？千百年来，人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无论如何，“九江”二字，描述了自然的伟大壮阔，记录了人类的初步印象。
随后的夏商周，可没九江什么事。也是，那时候，长江中游一带，要么山林密布，要么大水汪汪，没有什么值得关注。春秋战国期间，霸主更迭，百家争鸣，有多少刀光剑影，有多少真知灼见，这些和九江统统不沾边。那时的人们，只顾中原逐鹿，使性斗狠，或者著书立说，畅所欲言，哪顾得上蛮荒中的一片泽国。倾箱倒箧，在典籍中，大约只有楚之东境、吴之西境寥寥数字而己。
到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际，几江忽然著名，那就是在始皇帝设置的三十六个郡县中，赫然有九江郡。据考证，那时的九江郡管辖范围很广，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以南地区、湖北东部、江西全境和福建西北部，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这时的九江，已经从一个地理名词，蜕变成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了。
到了汉代，仍置九江郡，不过范围大大缩小，大约今天的安徽中北部，仍治寿春。另外设立了庐江郡，其下，设置了寻阳县。这里的寻阳县，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境内。还设有豫章郡，在王莽时期也叫九江郡。
这真是一团乱麻，九江、寻阳居然是两处地方，跟我们眼下的情势完全不同，正所谓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其实，中间的变化，我们还懒得说昵，不然，其千头万绪，非得令人抓狂不可。
说到作为一级行政实体的“州”，是在汉灵帝刘宏时期才正式设立的，此后，州慢慢演变成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开始，全国行政区划中，并没有江州，直到晋武帝司马炎平定孙吴、统一全国，由荆、扬两州分置，江州这一名号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江州治所最初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后或寻阳（江北寻阳），或半州（今九江市西），或柴桑（今九江市八里湖西北），或湓口（今九江市区），到南北朝陈武帝时，移理湓城。东晋时的江州，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福建两省和湖北、湖南东部一带。唐高祖李渊武德八年（625），省湓城入浔阳，亦称九江，为江州治所。自此，湓口（也被称作湓城、湓口城）、浔阳、九江、江州才算统一起来。天宝元年（742）改为浔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江州，到元和年间，江州属江南西道，领浔阳、彭泽、都昌三县，辖区相当于今天的九江城区、都昌、湖口、彭泽、德安、九江县和共青城、瑞昌、庐山市（原星子县），比今九江市辖区略小（今辖区还包括修水、武宁、永修三县，唐代属洪州）。
历史，是一道长长的河流，曲折蜿蜒，波光粼粼。放眼望去，看湓城、浔阳、九江、江州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水灵灵的？
说到水，实在不能不提长江。长江自唐古拉山发脉以来，穿青藏，越云贵，下巴蜀，出三峡，汇洞庭，纳汉水，来到了楚尾吴头，在这里，她一改昔日狂躁，变得温顺大度，安逸祥和。自江夏（今湖北武昌）为东南流向，经江州浔阳城，折向东北方向，从地图上看，就好像被老师打了一个漂亮的对勾符号，因此，浔阳这块地方，被人们称之为转折之地。长江流经九江时，水势浩淼，江面壮阔，史称浔阳江。到了离浔阳城四十里的湖口，鄱阳湖水汇入长江，水流更为宏火，气势更为壮观。站在长江岸边，西望荆湘，东眺维扬，“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你不能不心生感叹。
江州经济
虽然有人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九江一带就有人类活动，然而较之于中原，那就是小巫了。不管你有什么文物佐证，在中华文明初期，九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显摆，载入史册。在那漫长的时期，先民们一直在此默默地繁衍生息，仿佛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战国期间，除开秦、赵、齐等北方强国在中原拼来杀去、好胜斗勇外，南方的楚、吴、越等国也不甘寂寞，常常拳脚相加，头破血流。令人奇怪的是，查遍典籍，当郢、鄂、六、巢、会稽、番（鄱）等地名在眼前晃来晃去时，九江这块土地，却鱼不动水不跳，没有一点动静。用时兴的一句话说，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思来想去，除开那时候偏隅一方（相对于中原）、战略地位并不重要外，耕作工具是一个重要原因。与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不同，九江主要是丘陵和山区，森林茂密，地势复杂，当铁制农具没有出现或者尚未大规模使用时，要在这样的地形地貌中开垦出农田来，实属不易。直到战国后期，秦汉以降，铁制农具开始大量使用，江南北部的开垦开发就顺理成章了。
史传灌婴于汉高祖六年（前201）一口气筑就豫章、湓口、宜春、于都等数座城市，开启了江西境内开发勃兴之滥觞。筑城，固然是为了军事需要，但同时提供了商品交换场所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带来了人口集聚、文化昌明的可能。这样说来，布贩出身的灌婴，实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P2-4）
没想到的是，这本书一写6年。
2011年3月，我在党校学习，期间与几位友人在一起聊天。当说到九江历史文化深厚，但疏于保存，不重开发，致使部分遗迹损毁，人物故事谬误，而后陈陈相因、以讹传讹，历史文化面临流失和变形的危险时，一位友人说：你喜欢看书，又喜欢爬山，对历史文化有些研究，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听了这话，我心中一动。
写什么，怎么写？一时间，我陷入了迷茫。要说的话，九江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军事、人物、山水、宗教、建筑等，都可以独立成篇写成一本书，而且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已经有一批学者和有心人加大了研究力度，推出了一批成果。我还能写什么呢？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给了我启发。黄仁宇借1587年若干“末端小节”事件，来写“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和“以后”“掀起波涛的机缘”，也就是说，以一年的人物和事件来做大明王朝的历史“总记录”，从而展现所谓“大历史”，实在是一件有开拓意义的事情。那么，我可不可以以一个人为轴线，来透视中国古代某一时期五颜六色的社会风貌，来写出九江历史各个方面千回百转的陵谷变迁？如果可以的话，那将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尝试，纵然我的史识和笔力与黄仁宇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写谁？又是一个问题。经过再三思忖，我确定写白居易。这倒不完全是白居易有着“江州司马”的名头，差不多是唯一一位以九江地名和官职而扬名的人物（还有一位是韦江州，韦应物），其实更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白居易所生活的中唐，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同时也是包括九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并展现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文学、诗歌、交通、饮食、服饰等，探究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表达，是饶有意味的。二是白居易在九江生活了头尾5年，写下了300多首诗歌，18篇文稿，外加他在政治上的参与和实践，远比陶渊明、李白、黄庭坚等人要深入得多，其传世诗文为唐人之冠，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研究史料，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于当代中国，有巨大的借鉴作用。这样一来，以白居易的“诗”，来描写诗人之“事”，来展现中唐之“世”，来发掘九江之“史”，也就是说，从白居易出发，来展现色彩斑斓的中唐社会画卷，展现波澜壮阔的九江历史画卷，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说干就干，于是，我开始整理甄别白居易在九江所写诗文，并对其在九江城区和庐山的屐痕一一实地勘察，几年来，我还两次到西安，又到渭南、到浮梁、到宣城、到符离、到杭州、到苏州去探访观光，点点滴滴，皆是收获。
感谢前辈学人，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帮助。特别要指出的是，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集笺校》，给我带来扎实详细的资料，让我一窥前辈修学的严谨。尚永亮先生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给我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让我从中受益匪浅。还有，程继红先生的《带湖与瓢泉》，给了我写作格式的范本，美国托马斯夫妇的《大画家传》，则为我展示了通过不同画面和短小篇章来描写人物的丰富技巧。
写作过程中，有的章节完成得很快，有的则极其缓慢。史料的庞杂与冲突，人物的行止与情感，事件的过程与真相，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掩盖在厚厚的风尘里，淹没在无数的口水中。拨开重重迷雾，需要以基本事实为依据，以人性变化为逻辑，需要甄别与剖析，耐心与细心。可以坦白的是，不管是顺利还是凝滞，不管是心喜还是心慌，我都能做到不浮躁，不放弃，沉下心来，尽力而为。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也就是说，今天之所以是这样的今天，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各种各样的思潮情感，都有前人的源头，并将被后人所继续。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新世界需要新史学”，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就是说，所谓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无休止的对话。透过历史的风尘，看着那些或伟岸、或卑琐、或平凡的无数身影，想想我们从何而来，又归于何处，从中得到历史的趣味，收获现实的意义，岂不是很幸福？
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写作的支持。感谢我的夫人魏星，她是我的第一位读者，还有我的儿子江夔、儿媳周孝英以及同事钟露佳，他们为我校对了全部书稿，指出了一些错误。感谢我的同学和好友王爱民，他阅览了全部书稿，与我讨论了若干问题，并写下读后感。尤其要感谢责任编辑全秋生先生，他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
原稿中，有“阉祸”“党争”“边患”“帝殇”等几节，以及由白居易“中隐”思想引发的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因与九江关系不大，故而删去。原稿中，还有十多万字的注释，为省篇幅，只留部分，大都砍去。
掩卷望远，余思未尽。这样一部书稿，其命运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稿子有点长，有点哕唆，怕是很少有人愿意读下去。白居易说得好：“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蚩，益又自惑。”“己尚病之，况他人乎？”
作者
成稿于九江鹤问湖畔
修改于苏州阳澄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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