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招募是通过血缘、同乡、师生、同学等关系，由统帅选拔统领，再由统领选拔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去选队长，队长再找士兵。李鸿章在湘军大营中，虽然参办营务，充其量是助理或秘书长角色，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部队。曾国藩上奏中说他统率5000水师，说的是李鸿章挂了淮扬水师统带的虚名，这是向朝廷要官的借口。现在真正率师援沪，首先要募集队伍。长江中下游地区，清军与太平军征战十年，能用的兵源基本上都被双方使用了。凭空而起，招募一支完整的、能够迅速投入战场的部队，在当时情况下，难度非常之大。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湖南人曾国藩组建的是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李鸿章要建立自己的武装，首先想到的会是家乡合肥人。李家父子都在合肥地区办理过“团练”，其中李鸿章在以合肥为中心的安徽中部地区经营了5年之久，不仅了解情况，在地方武装中有一些人脉关系可资利用。李鸿章把到合肥募集自己的队伍这一想法报告给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江淮地区的人，风气刚劲，足以训练成一支劲旅，成为战场上的新生力量。他支持李鸿章到合肥组建“淮军”。
1861年12月，曾国藩正式下令李鸿章回乡“募勇”。
合肥是久战之地，在官兵、太平天国中的将士都为数不少。在湘军中，现已有约三营“淮勇”。“勇营”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的一种组织机构。按湘军的体制，每营共约650人。其中战斗人员编制为500人，余下为后勤、军工人员，如挑夫、挖工事人员等。把非战斗人员纳入到体制中，是曾国藩的一项创举。它可以使战斗部队有良好的工程、后勤保障，同时防止因战争挖工事、搬运物资等事项扰民。湘军中“淮勇”3营，一是“震字营”，统领为马复震，桐城人。其父马三俊，原为桐城团练头目，1854年被太平军所杀。马复震募乡勇和家乡团练余部组成“震字营”，1860年投奔曾国藩，号“淮勇”；第二营是李鸿章皖北办团练的部下张遇春所部。张遇春是合肥东侧的巢湖人（现属合肥），武举出身，太平天国事起后在家乡办“团练”。李鸿章回乡办“团练”，张遇春归李鸿章指挥，张就跟随李鸿章征战合肥东乡、巢湖一带。李鸿章投入曾国藩幕府，1860年祁门大营告急，李鸿章把张遇春和这一批将士召入湘军中，成立“春字营”。“春字营”归湘军副将唐义训指挥。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营属于湘军中的安徽人部队，与李鸿章后来创办淮军不可混为一谈。后有史家说张遇春营是淮军中成军最早一支，说法有待商榷。不久，“春字营”调拨给左宗棠管辖，进入浙江与太平军作战；三是太平军降将李济元统领的“济字营”。李济元安徽东至县人，加入太平军仅数月，即于1858年投降湘军。1860年7月，曾国藩组建了500人的“济字营”，由李济元作统领。
以合肥为中心江淮地区，因地理位置重要，官方组织了不少“团练”。但更多、影响力更大的是相对于官办“团练”的“民团”。该地区敌对双方长期拉锯式征战，兵来匪往，如过江之鲤，兵匪难分。合肥当地名流、乡绅组织乡邻武装，一方面响应朝廷号召，对付太平军，更重要是为了保护家族和村庄，这种民间武装组织叫作“民团”。“民团”实质是以“团练”之名训练而成的邻里和家族护卫武装。他们以村镇居住点为单位，亦耕亦战，似农似兵。无兵无匪时，各民团间时常争强斗狠。受不受官方调遣，主要看各自首领的态度。
当时合肥地区的“团练”武装，包括挂着官家“准生证”的“民团”在内，主要有三个相对集中点：
其一是李鸿章老家的合肥东乡。距当时的合肥市区约10公里左右（现在是合肥是新站开发区），向东延伸到数十公里，到巢湖一带。李文安回乡办理“团练”之前，庐州府已令李鸿章三弟李鹤章在家乡组织团练。后李文安、李鸿章和妹夫李胜等，都在这一带组织过“团练”。但此处“团练”队伍战斗力一般，多随清军和太平军行动而进退，罕有悍将死战的记录。
二是合肥东南约40公里的肥西县三河镇一带。三河镇因发源于大别山的三条河在此汇聚而得名，为水陆交通要道，长江、巢湖一带与舒城、六安以皖西大别山区的连接点。由三河乘船可经巢湖直达长江。六安及皖西地区与巢湖并经巢湖通江达海，此为必经之地。合肥向东到庐江、铜陵、徽州地区、进而赴浙江，此亦为出城第一站。三河还是合肥、巢湖、舒城、庐江行政区划的交接点，向西南数十公里即达舒城、桐城。东南仅数公里到庐江县境。由于三河是水陆重镇，较为繁华，很多庐江县籍人士在三河镇居住。如科举高中的潘鼎新、刘秉璋等，自小就是在三河镇长大。这里尚存的“团练”主要是潘鼎新（史书庐江籍，实世居三河镇。庐江县现为合肥郊县）、刘秉璋以及当地乡绅吴长庆等人组织的。P22-23
从1862年李鸿章缔造淮军开始影响中国大局，到1926年合肥人执掌的最后一届政府宣告结束，60余年，是中国历史中最为复杂的一段。此前中国历史上变革，无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只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争斗。“合肥系”形成与作用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中国人斗，还要与东西洋的外国人斗。几代合肥伟人的争斗，为自己，为合肥，更多是为中国民族，留下了值得研究的印迹。以血脉、乡土、同学等关系构成左右中国的政治集团，且长达30余年，使合肥系又成了中国裙带政治的典型。
历时数年，笔者把“合肥系”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粗略地理了一遍。尽管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合肥系”还没有得到历史应有的评价。但以地域为主要纽带，形成连续三代政治团体，影响国家与民族发展进程，确为中国历史奇观。在前面的篇幅里，笔者多次论述到“合肥系”的特征。除政治依附性之外，还有足以彪炳史册的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道义的典范，“忠”、“义”贯穿始终。“合肥系”主要成员，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不计个人得失，不离不弃，不解不散。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描述的刘、关、张，只是寥寥数人。而“合肥系”绵延半个多世纪，成千上万的各色人等，能够以小城“合肥”为中心，抱成一团。史无前例。
其二，化腐朽为神奇、雕朽木为栋梁。撑起“合肥系”是合肥农民。李鸿章、潘鼎新、刘秉璋只是少数科举得志的人，绝大部分是刘铭传、周盛传、吴长庆、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段祺瑞、龚心湛等草民。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把大批乡土农民铸造成改写历史的英雄，把一代代地道农民改造成社会文化名流，仅合肥一例。
其三，从“李合肥”安内攘外，推动洋务运动，到“段合肥”“三造共和”，废除列强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合肥系”对国家与民族的转型、发展的推动力，迄今为止，亦无出其右。
其四，“合肥系”三代人叱咤中国数十年，出军政要员不可胜数，但当时无刻毒横行之人，后代亦无仗势欺人者，的确难得。历数“合肥系”大员要人，后代不仅做仗势为官者极少，跋扈之人亦不多见。多以教育、医疗、文化、科技为职业。建国后“左”倾盛行，“合肥系”主要成员生活在家乡的后代，几乎没有受到冲击者，实为罕见。富而不骄，贵而不横。“合肥系”的乡风、家风，有值得好好总结的地方。
“淮”、“皖”构成的“合肥系”60余年，还是研究中国地域政治、人脉政治、裙带政治的最佳材料。笔者不敏，且无专业知识，专业方法，但有斗胆，抛砖以引玉。望方家援手，拯史迹，辨真伪，繁荣“合肥系”之历史研究。
2010年7月17日完稿于北京新华社蜗居中
2011年2月1日四改于合肥
2011年5月1日再改于合肥家中
2011年6月19日再改于杭州钱塘江畔
2013年9月15日修订于杭州西溪山庄
2013年9月20日增补校定于合肥望园偶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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