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沈阳岁月
远赴沈阳，火车上际遇杨大叔
母子久别重逢，随长辈感受城市生活
敏慧好学，为抗日回民英烈“开经”
起草“卧尔兹”讲稿，宣传和平教义
远赴沈阳，火车上际遇杨大叔
第一次出远门，陈广元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回忆说：“当时，一位打扮成商人的李叔叔带我到了天津。嗬，那么多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车辆，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群，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晚上，我跟着李叔叔到他‘亲戚’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由他的‘亲戚’领我到了火车站，让我在站前等着，千万不要走开。”
车站里熙熙攘攘，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走来走去。一些穿着和服的日本男女混杂在穿红着绿、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或衣弊履穿的人群中，倒也看不出凶神恶煞的模样。不过，陈广元还是抹不掉见了日本人就有战争恐怖的那种感觉。他紧紧搂着自己的包袱，梦幻般地看着那高大的圆柱子架起的拱形建筑，心里不时地想：这要没有小日本的祸害，天底下该多好？
过了一会儿，李叔叔的“亲戚”回来，他递给陈广元一张火车票，嘱咐这、嘱咐那的，还给他买了麻花、馒头，用个小布袋包着，并送他一个铁皮茶缸，说是上了车可以打开水喝。
验票上车后，陈广元左顾右盼，心想这么大的铁皮房子，一节一节的，要拉多少人？车上的人不太多，他照着李叔叔“亲戚”的吩咐，找一排空座坐下，但还是把包袱放在了茶几上。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位中年人问：“孩子，你是头一次坐火车吧？”陈广元点点头。
“来，咱把吃的留在茶几上，包袱放到行李架上，好吗？”那位中年人见陈广元又点了头，就站了起来，帮着陈广元把包袱放到了行李架上。
火车开了，“嘟一嘟一，铿锵、铿锵！”听着高昂的汽笛声，闻着扑鼻而来的煤烟味，看着窗外白色的蒸汽烟雾，陈广元脱口赞叹道：
“玛沙安拉！”这是一句阿拉伯语音译的感叹用语，意为“这是安拉所意欲的，真主超绝。”引申义为“好，好极啦！”
听见眼前的孩子赞念真主安拉，那位中年人站起身来，右手抚置胸前道：
“安塞拉姆·阿莱库姆。”这句阿语的意思是“求真主赐平安于你。”
听到对面的中年人出“色俩目”，陈广元赶紧道“色俩目”：
“吾阿莱库姆·安塞拉姆。”这句阿语的意思是“愿真主亦降平安于你。”
“色俩目”是伊斯兰教祝福问安的礼仪用语，又译“色兰”，意为“和平”、“平安”、“安宁”。穆斯林互通信件，或在一定场合演说、发表谈话时，也经常首先向对方和听众道“色俩目”，以示尊重。
双方互致“色俩目”，知道都是“多斯提”（教友），于是疑窦顿消。陈广元恭而有礼地问：“大叔，小辈该怎样称呼您？”
“哈哈，”大叔笑着说：“好孩子，我姓杨，木易杨，你就叫我杨大叔吧。”
随后，杨大叔问起陈广元的姓名、家庭、经历和到沈阳找谁等，陈广元一一作答。面对这个刚满10岁，却已历经坎坷的孩子，杨大叔道：
“安拉乎·艾克拜尔！因沙安拉，哈斯比叶拉。”这句阿语的意思是“真主至大！如蒙安拉护佑，你会平安吉祥。”
随后，陈广元问：“杨大叔，你是沈阳人吧？”
杨大叔回答说：“嘿，我是几几辈辈的老沈阳了。”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沈阳的历史和故事。
说起沈阳，大家一般认为，由于沈阳地处浑河（古称沈水）之北，中国古代习惯把水的北面称为阳，沈阳的名字便由此而来。但实际上，关于“沈阳”的来历，还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
相传在沈水北岸的石嘴头山（今指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沈哥。这年，沈水突然平地起浪，洪水肆虐，原来是沈水的龙王三头蛟在兴风作浪。沈哥发誓要找到三头蛟，为民除害。 恰好东海龙王的三公主羊妹听说父母要将自己许配于表哥沈水龙王三头蛟，就背着父母跑到沈水龙宫来，想亲自观察一下表哥的人品。不料三头蛟正在大摆“童男宴”，羊妹一看，肺都气炸了，决心帮助沈哥除掉三头蛟。她脱下龙衣给沈哥穿上，说：“穿上龙衣，你就可以飞上天了，你要到火海里去把太阳哥哥搬来，只有太阳哥哥的火才能烧死三头蛟。”
沈哥闯进火海，太阳烤得沈哥都冒烟了，但是沈哥还是咬紧牙关，扛起太阳就跑。回到沈水，三头蛟正在拼命地把羊妹往水里拖，沈哥连忙将太阳扔了过去。三头蛟被太阳哥哥烧成灰，但是沈哥自己也支持不住，掉进了河里。羊妹见状，万分着急，喊了声：“沈哥————”便跳进河里想去救他。可是她忘了她的龙衣已经脱给沈哥了。
后来，免除了水患灾害的乡亲们找遍了沈水，始终也没有找到沈哥和羊妹的尸体，就在沈水北岸立了块碑，上刻“沈羊”二字。后来，以这块石碑为中心修建了村落、城池，这地方就叫沈羊，因为正好又在沈水的阳面，后人不知道沈哥羊妹斗蛟龙的故事，就误以“沈羊”为“沈阳”了。
据考古发现和资料记载，早在7200多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沈阳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出新乐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沈阳隶属辽东郡。西汉时期，沈阳已具有城市轮廓，称为“侯城”。唐代归附于唐王朝的渤海国效法唐朝封建文明，在今沈阳一带置州，称为“沈州”。
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称。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下沈阳，把他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更名为“盛京”，后又改国号为“清”，因为在满语中，金与清属于同音，为了缓解与汉人的矛盾，更名为清王朝。1644年，清军人关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为陪都。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沈阳又名“奉天”。1929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改“奉天”为“沈阳”。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侵占沈阳后，又将“沈阳”改为“奉天”。
在沈阳这个人杰地灵的城市里，除汉族外，还有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元代以前的女真族作家李直夫创作的《虎头牌》一剧，在提到金国将领山寿马的出身时说：“自前祖父本名竹里真，是女真回回禄真。”说明当时的金军由各族官兵所组成，其中回回军士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有学者指出，约从11世纪到12世纪，回族就已分别在北宋、辽、金、夏疆域内逐渐形成。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乃颜叛乱后，在东北置辽阳行省。许多回回人因跟随世祖亲征有功，故辽阳行省的官吏多有回族先民任职。如行省设立之初，就由回回人阿老瓦丁任参知政事，随后又有回回人阿散、哈善、赛甫丁、答里马等任平章政事、参政、参事等职，行省下属机构和各路府州县任职为官的亦不在少数。
P55-58
一部好的传记文学作品，能让读者从他们已经熟知的人物和事件中重新获得一些新的感知和审美。此言不虚————《希拉伦丁·陈广元传》就是这样，在翻阅过程中，喜悦、感佩、振奋之情时时溢满心间。这本书既是一位大阿訇爱国爱教的历史传奇，更是一部穆斯林奋发踔厉的英雄礼赞，同时还是一册回族信仰与生活的风俗画卷。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王作安
当处理完《希拉伦丁·陈广元传》的第十次校样的时候，作为责任编辑，我终于如释重负，觉得这本传记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这部传记的主人公是现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大阿訇。正如书中“楔子”所概述：陈广元生于1932年，3岁丧父，4岁学经，7岁离家，走鄚州、上沈阳、驻锦州、下天津，拜师学经，放过牛羊、斗过敌特、亲历战事，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尽磨难。
新中国成立后，陈广元是北京回民学院（后扩建为中国伊斯兰经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以阿訇为终身职业，爱国爱教，传道授业解惑，即便是担任中国伊协的领导职务后，依然不改初衷，坚持不懈地给穆斯林大众做领拜师；他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密切，自1961年参与政协工作，积极为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建言献策；他曾4次赴麦加圣地朝觐，担任伊斯兰世界联盟最高执委，出访各国和接访国际友人三百余次，被誉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伊斯兰的友好使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民族宗教事业的参加者、体验者和见证者，陈广元大阿訇的经历和故事在穆斯林群众中传播很广，影响很大。
本书作者马福平哈吉，出身于穆斯林世家，以爱国爱教的热情和理性，在相继完成《解读伊斯兰》、《穆斯林商道》、《中阿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一位中国哈吉的朝觐感悟》等大量作品的基础上，通过对陈广元大阿訇的深入采访，并追寻传主的足迹，广泛搜集材料，实地体验生活，进而全局在胸，笔走龙蛇，夙夜不懈，历时两年完成了《希拉伦丁·陈广元传》第一部。
马哈吉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生活颇有研究，书中紧紧把握传主的身份特点来撰写这一“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譬如开篇第一章，作品写到传主的出生、写到传主慈父的归真、写到传主幼年接受的启蒙教育、写到传主在危难之际的思维和行动时，就以哲人般的洞察力来表现宗教信仰对一个穆斯林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特有情感、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的熏陶，使读者对伊斯兰特有属性的意识形态有更为深切的理解。作品在传主经历的关键处或需要引起读者注意的地方，适当征引《古兰经》和圣训中的精辟言辞、流传于穆斯林中的警句格言等画龙点睛，亦大大丰富了本书的信息量。
古人讲：“知人论世”。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深为传主和穆斯林群英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恪守经训之教诲，坚持劝善戒恶、扬善抑恶、趋善避恶；他们认定中华各民族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大家庭，在祖国遭受侵略的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前仆后继；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畏艰难、开拓进取、奋勇争先。作品成功记录了陈广元大阿訇与党和人民同心同行、风雨兼程的人生历程；生动再现了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深刻揭示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宗教今天健康发展和明天美好前景的历史必然。
一部好的传记文学作品，总是要在严格遵守历史真实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将一切可用的文学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适当地吸收到写作中来，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理解传主，并从中获得一些新的感知和力量。《希拉伦丁·陈广元传》就是如此。作品注重考察特定背景及变化对传主的影响和制约，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交往人物等，帮助读者理解传主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读起来很有一种厚重感；作品注重选择传主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包括思想、行动、才能等来展示其事迹，事中写人，以人为主，读起来很有一种立体感；作品注重描写传主的个性特点，包括他对各种人物的态度，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情节来描绘他的性格，读起来很有一种亲切感。
当然，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第七章第一节，作者在谈及同穆斯林交往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时，就较多地引用了传主对这些问题的理论阐述，普通读者可能会稍觉难读。
人民出版社是党和国家政治性、公益性出版单位，社领导十分关心本书的出版，并作出周密安排。本书的出版，正是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礼赞高尚道德情操，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殷切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爱国爱教作品出版。
陈鹏鸣
2012年10月于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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