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天，日本帝国主义进兵雷州半岛。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日本就对雷州半岛狂轰滥炸，但最初未敢动广州湾租界。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广州湾也不例外，日军侵占雷州半岛时，首先进军广州湾。日军以广州湾的港口为依托，据此可把军用物资输送到他们南太平洋的各个据点。
广州湾被日军占领以后，我们开始向内地撤退。当时桂林是内地的文化名城，战时从上海和香港撤退的文化人和进步人士，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几个进步同学高中毕业后，一起到桂林去。我们步行，走了一个星期，还坐了一段汽车，才到达这个山青水秀的城市。按照现在乘坐火车，只要几小时就可到达，而在战时交通不便，抗战坚壁清野，公路挖了好多壕沟，预防日军侵犯。我们一块儿有五个同伴，其中一位同学叫张根年，他也是地下共产党员，他曾经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广州沦陷以后，转学到广州湾来同我一班，当时也是组织上要我与他结伴同行；还有两位进步同学和一位进步老师。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大家讨论问题，谈论世界的形势，议论日本如何在南太平洋进军，议论苏德战争的局势，还讨论中国抗战的前途。我们像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一样，大家不时讨论和争论，走起路来也不觉得辛苦。我们都很年轻，讨论世界大事，唯独不讨论个人的前途，对于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我们走这一路，中间也还有一些小插曲。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高山，在路上看见高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走了一天很累了，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还偏要爬到那山的顶上去看一看。山很高，上下一、二个钟头，我们却要爬上去嘹望一下，在山上看看天地是什么样。青年人对新事物总怀有极大的兴趣。
我们到了被称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后，几个人暂时租住在七星岩的半山上，那里都是一些临时搭的竹棚房子，很简陋，但是在夏天，有地方住下来也就不错了。
桂林是个大城市，这里的战争气氛更浓。我们刚刚抵达市内，就听到警报，预告日本的飞机就要来轰炸了。街上的行人，迅速奔走，要跑到防空洞去。我们背着行李，随着众多疾走的人群，跑到一处靠近山坡的地方，下面就是防空洞。当警报再发出紧急声响时，大家就进入坡下的洞里。听大家议论，桂林曾遭多次轰炸，要及早防备。但这次不知何故日机没有飞临桂林上空，所以我们也没有进入防空洞，过一会儿警报就解除了。
在战时，中国东南沿海和华中地区，凡是没有被日军侵占的大小城市，没有不被日机轰炸的。有一次我临时从桂林到韶关，韶关是广东战时的省会，那时也正碰着日机来轰炸。当警报响起时，人们都要从城里跑到西边，跨过北江，在松树林下的防空洞中躲藏。但这条江河只有用木船连接铺有木板的桥，桥面很窄，容不下多少人。警报响了，人们涌向这座桥，在慌乱中也有人被挤下水的。我当时也奔向这座桥，但是紧急警报声又响起，我来不及过河，就躲在一座破旧的茅厕旁边。可恨的日机来了，只听见轰炸声和机枪子弹的扫射声，机枪子弹从我身边嗒嗒的扫射过去，地上还留有累累弹痕，幸好自己没有受伤。警报解除以后，我从街上走过，看见人们忙着扑灭火焰和抢救受伤者。我看见街边的一棵古树，树干有一大洞，洞中遗留有大片的血迹，这是机枪子弹正好击中躲藏在树洞中的人。日寇就是如此疯狂轰炸和扫射我无辜平民。
当时日军还没有南下，内地的桂林可偏安于一时，除了敌机不时来轰炸，还算有暂时的和平环境。内地许多学校在这里招生，但是当我们到达这里时，大部分学校招生的时间已过，只剩下少数学校可以报考。在战时读大学，也是很困难。当时我报考了东吴大学和大夏大学，两所大学都考上了，因在大夏大学考取的是中文系，觉得有些兴趣，就决定去大夏。大夏大学从上海迁到贵阳，我就只好跋涉到贵阳去。
进人大夏大学，在贵阳已有半年了，寒假时，我要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办事处联系工作，这是出来之前与组织上说定的。
回想我从雷州半岛和广州湾出来，离开故乡到桂林和贵阳等地，这对我影响巨大。我接触到的事物，与过去大不相同，视野更加开阔，知识也大为充实，认识到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在战时，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体现，人们的美德和丑恶，一切所见所闻，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烙印。P11-13
记得四、五年前，我与许老一次闲聊时，说起出版社经常收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很有点意思，希望许老抽时间也能写写。许老听了，露出神秘的一笑，指了指一旁的电脑说：“我已经在写了。”这以后我曾不只一次地问过撰写进度，并表示写好后可由华龄出版社出版。2008年下半年，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和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参考》共同为陆本瑞主编80诞辰祝寿。席间，郝振省所长非常热情，听说许老在写传记，当即表示希望拿到科研所所属的书籍出版社出版。我听了有点紧张，刚要说话，只见许老一面向郝所长连声感谢，一面在餐桌下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一下子明白了。事后许老对我说：“你就放心吧!”许老果真信守了他的承诺，临终前，他特地给我写了一张便笺，嘱托他的《春天的脚步》交由华龄出版社出版。所以说，由华龄出版社出版许老的这部自传，应该算是许老生前和我的一个约定。一年过去了，现在这个约定兑现了。
许老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宋木文、邬书林、于友先、袁亮等诸位同志都写了文章，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专门编辑了《许力以纪念文集》，诸位亲朋好友说得既中肯又实在，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仅以本书责任编辑的身份谈点体会。
许老的自传，与一般的自传不同。全书基本上记述的都是他的工作，而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婚姻、家庭、子女、个人爱好等等，除了开篇有那么一点点蛛丝马迹外，之后就再也没了踪迹。我边看边想，在我与他20多年的交往接触中，许老是一个思想超前，兴趣广泛，十分活跃的老人。为了追上时代的步伐，他70多岁还要学习电脑，而且最终能熟练地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打字；他在80岁时，我们一起外出开会，晚饭后，他不仅散散步，还硬要跟我练习打保龄球、沙壶球。许老喜欢照相，也喜欢为别人照相。我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2009年5、6月间，年已86岁的许老在平谷“桃花节”时，兴致勃勃地给我和其他同志照的照片。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昌平采摘苹果，许老看到树枝上一个特别大的苹果，便踮起脚凑上去，张开大嘴，摆出要啃未啃的姿态让我拍照，引得大伙儿哄堂大笑。但这些，在许老的回忆录中都没有写。也许，在许老的心目中，在许老这一辈人的心目中，他们的一生就是为党、为人民工作；或者说，为党、为人民工作就是他们一生中最最重要的生活。
读许老的自传，对新中国的出版史会有一个更加真切、更加深入、更加生动的了解。你会看到一个老出版人，他们在新中国建立、成长、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考验!你会越发感到中国出版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而这一代老出版人，他们对出版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出版新人，如何继往开来，如何担当起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担，又是多么的重要!
在许老的自传里，许老对与他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同事、朋友，说了太多太多感谢的话，非常真诚，十分感人。而对于伤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在其他时候，他都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曾提起。我知道晚年的他曾有过几次不快，但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涉及。为什么如此，就像他生前所说：“他们也有为难的地方。过去的事就过去算了。”这不仅使我看到了他的宽广胸怀，同时也使我感佩他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崇高品德。当然，就这一点，我个人心中还是有点遗憾。我以为，写自传，就是在写历史。“修言以立诚”，“诚”字最重要。
《我最后的几句话》，写于2010年10月21日，是许老得知自己身患重病，来日无多的情况下写的，这可算是他的“遗嘱”。在这不足千字的嘱托里，全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感激，对他未竞事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挂念和拜托。在他去世的当天晚上，他还策划着召开“分类全集”的会议。仅仅几个小时以后，他在睡梦中离我们而去。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一个人如果能像许老这样，活一天，就要为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尽一分力；活一天，就要为我们的人民、民族做一点有益的事，那应该是最幸福的死。
关于本书的编辑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这部传记许老前后写了几年的时间，由于他的事情太多，从书稿的行文以及章节、段落的安排看，只是大概拉出一个大框架，随想随写，并没有细致认真地打磨，有的地方直接采用了过去发表的文章。又由于许老的病来得太突然、太凶猛，而让他最揪心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最后二十余卷的收尾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放下心，因此，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对他的自传做加工整理，致使全书的风格不尽一致，体例不够统一，一些事件略有重复。为了尽可能地保持作品的原貌，在征求了虹进兄(许老长子)的意见后，只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文字校订，全书基本保留原样。
2.编辑本书时，虹进兄将许老1993年怀念爱人秦焕如的一篇散文《回忆将伴着我的余生》给了我。文章充满真情，十分感人。这篇文章不算长，但它使我几次落泪，它让我回忆起在秦焕如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许老那撕心裂肺的痛哭。从这篇文章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而又细腻的许老。现将这篇散文和《许力以同志生平》、《我最后的几句话》及虹进近日写就的《父亲在天有知》一并附在书后。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邬书林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心指导。柳斌杰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编辑中一定还有许多疏漏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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