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袁甲三并不是特别聪明，但他有个既慈爱又严厉的母亲，教子宽严相济、张弛有度。在母亲郭氏竭尽全力的调教下，袁甲三虽然一连参加了九次乡试均与举人头衔擦肩而过，但他毫不气馁，反而愈挫愈勇，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中进士，授官礼部主事。
这是袁甲三仕途的第一步，也是袁氏家族发迹的开端。
在袁甲三担任礼部主事期间，担任礼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两个汉人出身的官员气味相投，成日一起研讨程朱理学，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后来太平天国起事，曾国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组建湘军追击太平军，成了支撑清王朝的栋梁之材。袁甲三在官场上有了这么一个过硬的后台，他的发达之路就指日可待了。
袁甲三的仕途顺畅，与太平天国的兴起有重大关联。太平军兴起之后，那些由暮气沉沉、贪鄙清廷一品大员袁甲三庸懦的八旗子弟组成的绿营兵根本不堪一击，纷纷望风而逃。既然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军事力量不能打仗，地方团练应运而生，迅速形成一支能够左右战争局势的重要武装力量。这一时期，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等文职官员纷纷走出书斋，返回乡里筹办团练武装，成为一个个地方武装的著名首领。
袁甲三接到曾国藩的信后，迅速行动，连夜向皇帝写了奏折，主动请缨杀敌。他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道光三十年（1850年），袁甲三调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咸丰三年（1853年），袁甲三奉朝廷之命，前往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捻军。在此之前，负责皖北团练的是周天爵。周是山东东阿人，当过知县，洪秀全、杨秀清起事之初，周天爵任广西巡抚，率军对太平天国进行围剿。他是个出了名的酷吏，为官刚烈暴戾。据李伯元《南亭笔记》中说，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定下了几条严酷的规矩：做讼师者，砍手指；行盗窃者，挖眼睛；抽鸦片烟者，剪嘴唇；等等。周天爵还独创了无数刑具，有逍遥桥、太平凳、安乐床、英雄架等，名称听起来很文雅，受刑者的滋味却是生不如死。
这么一个难相处的老官僚，却和袁甲三关系融洽。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太多。周天爵辞去地方行政职务、专心办理防剿事务时，已是80多岁高龄，在任上没干多久就病死于军营。朝廷一纸诏书，任命袁甲三接手周天爵的职位，担当皖北团练的主办官员。袁甲三乘势出击，很快掌控了这支原属于周天爵的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要武装力量的队伍，后来又在多次征战中不断招募兵勇，充实扩大队伍。
在对捻军的防剿事务上，袁甲三确实有一套办法。大概也正因如此，久而久之，他渐渐显露出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他经常越俎建言，指手画脚地教训地方官应如何与捻军作战。有时甚至连皇帝下发的诏令也婉拒执行。对这一切，早有皇帝的耳目奏报上去了。咸丰皇帝于是派出了钦差大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借以削弱袁甲三的势力，且毫不客气地在奏章中批道：袁甲三遇事应与和春、福济妥商具奏。
袁甲三自恃剿灭捻乱劳苦功高，他并没有把皇帝安插的两个钉子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恣意张扬。不久，和春与福济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弹劾袁甲三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咸丰皇帝看过后，愤然在奏折上批了几个字：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候旨。
虽说袁甲三治军严厉，爱对地方官指手画脚，但是他个性鲜明、敢于任事，每打完一次仗，他都要给上级写报告，请求奖励那些带领练勇杀敌立功的族党邑绅，对于捐助粮饷和钱财的富绅大户，也多次请求“优叙官职，以资激励”。因此，安徽的老百姓对他赞誉有加。当袁甲三遭到弹劾、赴京候旨时，成百上千的老百姓跪在路边哭泣拦阻，以至于道路堵塞、车马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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