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5年，是日本改朝换代的前夕。大正年代即将宣告结束，次年改元昭和。日本历史翻开了另一页。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1925年元月14日晚上9点，在东京都四谷区永住町（今新宿区四谷）的一家租赁的“犹如陈旧的衣橱般吱吱作响的老房子里”，一个新生婴儿诞生了。这是一座“有假威吓人的铁门、前院和犹如偏僻地区的礼拜堂那么宽阔的洋房，从坡上看是两层，从坡下看是三层。这宅邸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显露一副错综复杂的样子，充溢着盛气凌人的余威。宅内还有许多阴暗的和式平房。”[1]这个四口之家的户主是平冈定太郎。他及夫人夏子，与儿子梓、儿媳倭文重生活在一起。如今平冈家又增添了一口人————这家的第三代人。
这个出生时体重只有2438克、不足两公斤半的婴儿，在问世的第七天，他的祖父平冈定太郎给他命名。不过，与其说是命名，不如说是借用了别人的名字，这种命名法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这个家族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命名法，即习惯借用自己的恩人或名人之名，以表达崇敬之情，所以定太郎借用了其大恩人、枢密院顾问、造船界巨头古市公威男爵的名字，给这个新生婴儿取名为“公威”。这一天晚上，定太郎非常欣喜而又庄严地在一家人面前于奉书纸上挥毫，写下刚劲的“平冈公威”四个字，放在方形案上，然后摆置在壁龛里。这个平冈公威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也许是他出生在历史的转折期，也许是他后来当上作家发挥了特异的鬼才，或者两者兼有，一位日本评论家称他是“日本悠久历史的骄子”。
平冈家族原籍兵库县印南郡志方町上富木村，本是富裕农家出身，但从定太郎兄弟一代开始，跻身仕宦。定太郎和兄长万太郎都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曾任律师。1898年，日本成立首届政党内阁，万太郎参加进步党，当上了众议院议员，连任四届。定太郎则进入内务省，从事务官起步，历任枥木县警察部长、广岛县内务部长、宫城县内务部长等职。1905年由大阪府书记官晋升为福岛县知事。三年后获得政友会内阁内务大臣原敬（一说是他的义父）的垂青，破格擢升为桦太厅长官，只身赴任。可以说，平冈定太郎步入仕途后，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但是，平冈定太郎就任桦太厅长官第7年的1914年，涉嫌一宗受贿案，被迫引咎辞职。事情据说是：定太郎接受了德国基门斯公司10万日圆的“政治献金”，利用职权私下将某海区内的17个（一说11个）渔场的渔业权和制罐头业权批给了桦太渔业物产会社。平冈定太郎没有中饱私囊，他将这笔款项全部提供给提携过他的原敬作为竞选活动经费。原敬的宿敌大浦兼武利用桦太渔业物产会社的告密，将这件事暴露于世。以这个轰动日本国内外的“基门斯事件”为契机，当时以山本权兵卫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宣告倒台，成立了由立宪同志会支持的大隈内阁，要求罢免平冈定太郎等涉案人员的职务，以进一步打击原敬及其所属的政友会一派。为此，平冈定太郎卷进了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的深刻对立和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成了替罪羊。结局是，他虽然没有遭到刑罚，却丢了官职。按三岛由纪夫后来在《假面自白》中的说法：“祖父任殖民地长官时发生了疑案，他承担了部下的罪过，引咎辞职。我不是玩弄美丽的辞藻，祖父对人难得糊涂的信赖，可谓到家了。在我的半生中还没见过有谁可以与他相比的。”[2]
平冈定太郎从桦太回到东京，改而从事实业，任南洋拓殖制糖株式会社社长，他本想借此重振家威，不料事与愿违，他的事业连连失败，只好依靠借债、典当、乃至变卖房产度日，最后连兵库县印南郡志方町上富木村的17世纪以来的祖传田地也变卖精光。平冈家从此家道中落。公威后来是这样描述的：“我的家几乎是以哼歌的轻快速度衰落的。负了一大笔债，财产被没收，出卖了房子，随后越加贫困，就像黑暗的冲动，越发燃旺了病态的虚荣。”[3]这是对当时平冈家境况非常形象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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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下半年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我利用该校图书馆给予的优裕条件，正式开始动笔写三岛由纪夫传。
其实，三岛由纪夫这位天才作家早已引起我的研究兴趣，因为：一是他本人非常复杂，其意识形态留下许多需要评价的问题，其文学艺术成就非常丰富但又非常偏颇；二是，他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颇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三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大地影响了他及他的文学声誉，也影响了对他及他的文学作品多层次的立体式的研究，因而对他的政治思想和某些作品，产生了一些偏颇的看法，也有再研究、再认识的必要。
“文革”后期，三岛及其文学被定位在军国主义上。笔者也曾按一种既定的要求和材料去“研究”他。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不久，云南一家出版社约我们翻译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我们与一位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的老上司商量，他觉得时机不成熟。这时《世界文学》编辑部收到一篇三岛由纪夫的译稿，作为编辑我同样也是拿不定主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去重新研究甚至怀疑既定的论点。主编当然也就更没有可能拍板，因为他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直至1985年，文联出版公司约我翻译三岛由纪夫的《春雪》，我也对他们谈到这种不定的心情。幸好他们请示了一位重要领导，得到首肯，这才定下心来将《春雪》翻译出版，与读者见面。尽管如此，要进一步客观地研究三岛由纪夫，提出符合实际的新论点，还是不具备条件，一方面是既定的政治定位仍然根深蒂固地残留在我的脑子里(也许还残留在一些同行的脑子里，譬如数年前在某学术刊物上，笔者发表一篇三岛作家小论，编辑给加上了一个既定的政治定位)，起着一种阻碍独立思考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手头上没有足够的材料去否定既定的论点，作出贴近客观实际的新的结论。
1991年旅美期间，我欣喜地在加州亚洲图书馆发现了新潮社出版的35卷本的《三岛由纪夫全集》、4卷本的《三岛由纪夫评论全集》，以及诸多研究资料集，儿女们整整一年有余，每10天一次，陪我去亚洲图书馆借书还书或复印资料；1992年7月赴日作学术访问，更有条件广泛收集和研究有关三岛由纪夫的众多材料，寻访三岛的文学踪迹，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尤其是干叶宣一教授特地从北海道来到东京，与渭渠和我两次就三岛文学一些棘手问题长谈十余小时，彼此深入而精细地交换了意见，我受到了很大的启迪。同时千叶宣一教授还应允将他的大作《三岛由纪夫文学的海外收容状况》作为本书附章，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干叶先生的深情厚谊，是难以用语言罄尽的，我愿在此借用千叶先生的一句话“我们的邂逅，是我的人生的喜悦，也是架起日中学术文化交流的美丽的桥”，以表达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开始用这些新的材料去再思考，对于三岛由纪夫的天皇观、“文化防卫”论、“文武两道”论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无疑，对三岛由纪夫国家主义的政治观和复古主义的文化观是不应忽视的，应该作出必要的科学分析和批判，但不能简单从事，更不能只根据他的右翼政治态度来评定其作品。
为了充分汲取历史教训，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客观而冷静地从意识形态、传统观念以及精神病理学诸方面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正是为此目的，笔者试图运用历史的批评与美学的批评两者结合的批评方法，撰写此书，以求抛砖引玉。如果它能够成为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再思考的起点，笔者也就满足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承蒙长谷JJ『泉教授、干叶宣一教授、伊豆利彦教授，以及矢野玲子、伊藤贵和子和堀田千津子诸女士惠赠宝贵的图书资料，稻垣治先生还惠赠他珍藏了二十余年的《现代周刊》“三岛由纪夫紧急特集号”和实况录音《三岛由纪夫之死》；横滨市立大学和文学系三谷邦明教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也贯注了儿女们的亲情、辛劳和心血，当时他们在繁忙工作之余助力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现在，《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问世了，我将它奉献给读者，这是一次尝试性的工作，粗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唐月梅
1993年初冬于北京团结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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