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渠梁年轻的时候，老爹秦献公已经为他们家族置办了非常丰厚的地产和家产。当时，他们家族虽然赶不上个别诸侯国富庶，但也拥有大约全国十分之一的财产，属于“全国七强”之一。他们家富甲一方，离不开献公这一代的打拼和努力。虽然更早些时候。秦国也曾有过鼎盛时期，但由于献公之前，频繁更换君主，君臣之间关系又很不协调，导致国势日衰，民生窘迫，士无斗志，国无进取，只有到了秦献公时实行休养生息、发家致富政策，才慢慢有了起色，渐渐积累起了一些家业，成为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
21岁那年，献公老爹死了，赢渠梁继承了显赫的王位和遗产，～夜之间成为秦国的国王，也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富二代”。面对如此庞大的地盘和丰厚的家产，年轻的秦孝公赢渠梁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没有从政经验，不知道究竟该怎样管好这个家、理好这笔财，突然之间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好在他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也善于学习。虽然没有读过博士后，但肚子里有很多道道。
上任不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就向全国发布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命令。命令的意思说：
从前，我们缪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扩达到黄河边；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但是就在前一段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献公即位，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想要东征，收复缪公时的原有疆土，重修缪公时的政令。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
这个命令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人才招募令”。但是其内涵非常丰富，从中可以看出一些一般命令所没有的东西：
首先，可以看出秦孝公具有强烈的知耻意识。在孝公看来，三晋中的魏国之所以敢于攻取本来属于秦国的河西土地，主要是由于自身不够强大，自己不强大，不仅财富容易被抢夺，而且连诸侯也看不起，活得一点尊严也没有，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这种耻辱感促使他深刻认识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发愤图强。
第二，可以看出秦孝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把继承先君的遗志，作为自己执政的第一要务，每当想到老爹临终嘱托，要收复失地、统一国家时，就深感责任重大，而不是像有些继承了老子地位和家产的纨绔弟子，只知道享乐，把老子的遗嘱置之脑后。命令中“悲痛“一词，充分显示了他的忧患和责任意识。
另外，可以看出秦孝公具有超前的人才意识。只要有使国家强大富裕的计策，不论是现任大臣，还是远方的宾客，都可以聘请其担任重要领导干部，而且封给土地，对人才求之若渴。这种人才观点，现在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时代，有如此认识实属难得。这说明孝公具有战略眼光。
秦孝公之所以打出这张牌，绝不是率意而为，而是长期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主要应该是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判断。河西地区为何被晋国侵占，主要是秦国实力不强，政治、经济和军事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会被人瞧不起。这是老祖宗给他留下的另一笔遗产。
二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在周天子式微的情况下，诸侯割据，群雄争霸，未来的是“全国七强”之间的大竞争大比拼，比的是军事，是经济，更是综合国力。谁综合国力强，谁就能掌控天下。
三是基于对秦国现状的判断。献公时代，虽然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很多东西已经制约社会的发展，到了不改革不行的程度，必须下定决心，改革那些束缚和制约社会发展的东西。
四是基于对人才重要性的判断。因为孝公深深地认识到，未来“全国七强”之间的竞争，最关键的还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谁就能赢得未来。
因此说，秦孝公这个命令，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命令，是其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的发轫。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命令，正是这个命令，把秦国引入依靠人才，依靠改革，富国强兵的新时代。
“招募令”发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些身怀治国安邦之才的人，那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那些找不到实现人生价值舞台的人，或投简历，或找人牵线搭桥，或直接来毛遂自荐，纷纷要求加入秦国的人才库。那个时期，孝公很忙，忙于亲自主持一场场面试和答辩。
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历史给孝公准备了一个他非常想要的人。此人名叫商鞅。商鞅是通过朋友的引荐得以参见面试的。最初的时候，孝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感觉这个人喜欢空谈，回答的问题不着边际，不切合秦国的实际。直到第三次面试，才开始谈到了孝公的心里，慢慢打动了他。
其实，商鞅是一个知识储备非常丰富的人，不仅对社会有独特的见解，而且有很多富国强兵的好办法。之所以最初得不到孝公的赏识，主要是他当时考虑的是转岗再就业问题多些，对秦国面临的形势和孝公的真实想法缺乏深刻而具体的分析，一开始面试的时候，不知道对方出什么题，想要什么答案，只能将自己准备的试题库中的资料拿出来应付一气。P9-11
2010年10月，我开始创作一本题为《那些不争气的皇帝》的历史书。当时，我为该书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大秦帝国富二代胡亥的糊涂人生》。文章写完之后，首先发在了自己的新浪博客里，随后文章被博客编辑推荐到了新浪新闻中心。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郭瑛女士看到了这篇文章，在征求出版社有关领导意见后，开始与我联系向我约稿，让我暂停“那些不争气的皇帝”的写作，先写《历史上的富二代》。这便是这本书的开始。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落实，曾经普遍贫穷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相对富裕的社会阶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富裕的第一代人又有了自己的下一代，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与第一代富人通过创业等形式完成财富原始积累有所不同，富二代更多的是对财富的继承、拥有和消费。如此一来，便形成一对矛盾，这些富二代们相对比较年轻，而年轻的他们又拥有巨额财富。这也就有了他们如何正确对待财富的问题。
从现实社会所表现出的种种状况来看，富二代问题显得非常不容乐观。从部分富二代大秀奢华生活，到一些所谓明星们在网络等媒体上“炫富”，乃至口出狂言，到个别媒体舆论的推波助澜，致使“炫富”和“仇富”成为两大思想和行为倾向。这同一问题的两大极端，显示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病态和人们的集体心理失衡。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客观、历史、全面、深层次地分析富二代问题的社会和个人成因，明确利弊，正面引导，给人启迪，便成为知识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将探究的目光放远，回望历史，看看当年那些曾经是富二代的先人是如何对待财富和人生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给现代人一些什么启示，这大概是出版社之所以确定这个选题的主要原因吧。因为，富二代问题，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曾经的历史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对于这本书，个人写得非常认真。根据责任编辑郭瑛女士的意见，我选取了历史上不同类型的二十多个人物，作为评传对象。其中，既有一生只贪图猪头般快乐的刘阿斗，也有成就一代伟业的李世民；既有拼富、斗富的石崇王恺，也有追求放荡不羁的竹林七贤；既有不争气的初唐三公主，也有自身要求非常严格、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历史上那些富二代的不同形象。
个人认为，富二代的问题，除了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之外，从个体来看，大的方面，主要还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具体来说，也就是一个权力观、金钱观的问题。这一点，当今时代如此，古代也如此。因此，在写作历史上的富二代时，比较偏重从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入手，来叙述他们的成长经历，分析他们的成败得失，感悟他们的心灵体验，目的只有一个：让历史照进现实!
当书稿写到《石崇王恺：举世罕见炫富族》时，文章引起了北京青年周刊杂志社的关注，他们正准备做一个关于炫富的议言堂专题，周刊记者谢达先生在网上找到我，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就炫富和富二代问题对我进行了专题采访，并很快推出了相关报道。当时，正赶上某周姓先生在网上与网民对骂，发表一些看不起穷人的言论。专栏推出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由此，也让我看到撰写富二代一书的必要性，从而坚定了把这本书写下去的信心。
为了增加该书的形象性和可读性，根据郭瑛女士的建议，专门聘请了我的朋友、漫画家申兵先生为每篇文章配了插图。在此，衷心感谢郭瑛女士和申兵先生的辛劳，也感谢各位读者的厚爱，错讹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海涵！
2011年3月5日
李恒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