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法国著名博物学家、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科普作家。他以《昆虫学回忆录》（《昆虫记》）一书留名后世，该书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已被译成多种不同语言。书中描述了有毒昆虫的前世今生。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于1823年12月22日出生在法国南部阿韦龙省莱弗祖(Levezou)的小镇圣莱翁(Saint-Leons)的一个农民家庭，为家中长子，童年在圣莱昂附近勒马拉瓦尔(Le Malaval)的祖父母家度过。7岁时回到圣莱昂上小学。10岁随父亲举家到罗德兹(Rodez)经营咖啡厅，但生意不好，四年后再搬到图卢兹。因家庭收入拮据，被迫辍学，当过铁路工人、柠檬小贩。虽然生活艰辛，法布尔并没有放弃追求知识，坚持自学。19岁那年考进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获得奖学金，并获得教师文凭，之后展开他漫长的教学生涯。在教学、著书之余，他继续自学，先后获数学、物理的学士学位。1855年，法布尔获得巴黎科学院的博士学位。
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的一些错误观点。法布尔因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一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茜草粉末。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
1866年，法布尔当上阿维尼翁勒坎博物馆(Musee Requien d’Avignon) 的馆长。翌年他到巴黎谒见拿破仑三世，获颁骑士勋章。1870年，法布尔在夜校课程中向妇女讲解花的授粉过程，招惹保守宗教人士的批评，被迫辞去教职，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得穆勒的周济，得以渡过难关。举家搬到奥朗日(orange)后，法布尔以撰写科普书、教科书获取微薄收入。
1877年，跟他一样热爱大自然的16岁的次子朱尔(Jules)过世，令法布尔伤心欲绝。两年后，他搬到沃克吕兹省的塞里尼昂(Serignan)，在那里买下了一所房子与一块毗连的荒地，将园子命名为荒石园。在那里有他的书房、工作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就是在荒石园，法布尔一边专心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
隐居荒石园后不久，法布尔的妻子病逝。他于60岁时续弦，共育有三名子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各种荣誉不断“降临”在法布尔身上：小村子里树立了他的雕像；共和国的总统亲自探访他，给他发年金：欧洲各国的科学院纷纷邀他做名誉院士；罗曼·罗兰、梅特林克等文豪向他致敬：还有人发起运动让他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1915年10月11日，法布尔以92岁高龄在荒石园辞世。
法布尔的代表作《昆虫记》是他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然后以其观察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后编写成书的，完成于荒石园。
《昆虫记》原著书名可直译为“昆虫学的回忆”(Souvenirs Entorrmlogiques)，副标题为“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全书共10卷，219章，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1878年第一卷发行，此后大约每三年发行一卷。
除了科学研究以外，法布尔也爱编一些小曲，并以普罗旺斯语作诗，生前还出版过一部诗集(Oubreto Provenalo)。
法布尔作品的特点是：
第一，对有毒昆虫生活史的详细描述。《昆虫记》219章中，有60多章详细描述了有毒昆虫蜜蜂、蜘蛛、蝎子、芫菁等的生活史以及它们与生存、繁衍做斗争的有趣故事。
第二，将昆虫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身为现代昆虫学与动物行为学的先驱，法布尔以膜翅目、鞘翅目、直翅目的研究而闻名。但是，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历史上并非只有法布尔一人。然而，《昆虫记》以自己的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与声誉。
第三，法布尔凭借自己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在文中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字里行间还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拉丁文的诗歌。法布尔之所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并曾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提名，除了《昆虫记》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优美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P268-269
地理学家曾指出：中国的秦岭、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和北美的落基山并称为“地球三姐妹”，这三大山脉的生态环境都关系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它们是一道分水岭。回顾我从事毒理学研究生涯50多年的历程，使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探求毒物奥秘的历史对我的多次启迪和教育。毒物史的研究正是我从自然科学走向社会科学，从毒理学迈向生态毒理学的一道分水岭。
中国秦岭北麓的蓝田县是发现中国蓝田猿人化石的地方。1962——1963年，我在蓝田县辋川乡和秦岭南麓的旬阳县调查当地耕牛发生的栎树叶中毒。之后的十多年，从吉林省延吉市到责州省毕节县的近百个县的农牧交错地带陆续发生牛采食栎树嫩叶后中毒的事件，给当地畜牧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1978——1981年，我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段得贤教授的指导下，在秦岭山区的略阳县建立研究基站，研究并阐明了牛栎树叶中毒的中毒机制，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毒机制的研究之所以能有所突破，主要得益于从栎单宁300年的研究历程中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通过十项实验证实了“高分子栎叶单宁经生物降解产生多种低分子酚类化合物引起中毒的假设”，解开了栎单宁的毒性之谜，提出“栎单宁生物活化理论”，制定了“牛栎树叶中毒的诊断标准与防治原则”(SB-1999)，并在中国的发病地区推广，有效地控制了栎树叶中毒的发生。从此，我便与毒物、中毒和毒理科学史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1年，我在新加坡参加第十届国际毒素大会进行学术交流时，发现国际毒理学界的顶级专家都是从讲述研究对象的历史开始，然后交流研究的新进展。这一年我得到了新的启发，于是扬起研究毒物史的船帆，观览人类的文明史和与之相关的毒物世界。
1995年，当我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毒理学实验室考察时，发现在美国落基山山区，每当秋季一场大风过后，栎树上成熟的橡子果实就会落到草地上，放牧的奶牛便会因采食橡子引发橡子中毒。而在中国，却是春季放牧耕牛采食栎树的嫩叶引发了栎树叶中毒。这使我明白了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的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毒物与中毒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也正是那一年，当我在位于美国犹他州的美国农业部有毒植物实验室与詹姆斯所长畅谈有毒植物研究进展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专家重点研究毒草的危害，而美国的专家却把有毒植物当作一类资源，在研究毒草危害的同时更重视对其利用价值的研究。这使我重新认识到毒物的两重性：既要看到毒物的危害，同时又要重视研究和开发利用毒物的途径和技术。
1997年，我在墨西哥考察的时候，看到80％的人口居住在墨西哥城，市内大片的贫民窟，便想起了报纸、小说中的黑手党以及贩毒集团之间的毒品大战。再看看眼前美洲大陆上正在进行的肃毒行动，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由此我认识到，研究毒品的历史在当代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使命！
1998年当我从布达佩斯飞越阿尔卑斯山上空到达意大利威尼斯的那些日子，触景生情，想起生存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既有毒又有害的植物————大豕草，这种高达五米的植物在19世纪作为一种装饰性植物被格鲁吉亚大量引进之后，不断入侵，占领越来越多更适宜、更温暖的地方，它分泌有毒物质，对土壤结构造成破坏，其光敏毒素还危害当地人的健康。阿尔卑斯山脉的大豕草给予我研究生态毒理系统的重要启示。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曾多次来到中国的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的夏季草原牧场，以及美国西部草原。蓝天、白云、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和独具民族特色的帐篷以及牧羊人，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毒草与牛羊之间，牛羊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个天然的食物链。历史和现实启示我逐步形成并提出了“生态毒理系统的形成与消亡”的概念，促使我从动物毒理学研究转向生态毒理学研究。这就是2002年我在西北大学创办生态毒理研究所的起因，这不仅将毒理学引向了生态系统，而且在研究解决生态问题的过程中，又将毒物史研究的脚步踏进了社会学与法学的方方面面，为后来深入研究世界毒物史奠定了基础。
美国发生“9·11”事件的那一年，正值中国即将加入WTO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长春召开的年会上，我发表了《加强外来有毒有害植物的研究与防治》的论文，希望中国在加入WTO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加强海关检疫，防止重演历史上有毒有害生物入侵带来的灾害。文章发表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于2001年11月19日批示给农业部。促成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于2002年在西安召开了“加入WTO与防止有毒有害生物入侵研讨会”，进一步就有关立法、执法和加强海关监测提出了建议。2003年，我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毒理学会第四次学术会议上做了《20世纪世界突发毒性灾害及其教训》的大会发言，立即引起了毒理学界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普遍关注。这两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研究世界毒物史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世界上有众多的博物馆，那里是启迪人们思想火花的地方。我在参观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纪念馆的过程中，发现从中国临潼的兵马俑博物馆到日本京都的历史博物馆，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到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大麻博物馆到金三角小勐拉的禁种罂粟的纪念馆，从中国福建南坪县樟湖的蛇庙到悉尼的危险生物博物馆，等等，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包含着无数的有关毒物与中毒的历史痕迹。澳大利亚土著对蛇的崇拜与中国蛇文化的相似性，成为进一步研究毒物文化史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我在《毒物简史》的后记中写道：从1991开始构思到2011年，毒物历史的研究已经过去20年了，但总觉得在涉及毒物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及法学等方面的研究深度还很不够。因此，《毒物简史》仅仅是全面研究世界毒物史、毒理科学史、毒物管理史和毒物文化史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
2012年，《毒物简史》出版后，我的同事们研究世界毒物史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取得初步成果而停步，而是以《毒物简史》为新起点向编写《世界毒物全史》阔步前行！
在《世界毒物全史》的编纂过程中，我自己主编的共55卷，我和有关专家共同主编的共29卷，中国毒理学会的专家主编的共16卷。编纂委员会的60多位专家和办公室的秘书们所表现出来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鼓励着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医学史专家贾静涛、李经纬和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的何丙郁所长在前期编写过程中的来信鼓励：感谢吴德昌、卢良恕、李振声、陈冀胜、任继周、陈君石院士，中国毒理学会历届理事长叶常青、庄志雄、周平坤研究员，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杜祖健(Anthony T.Tu)教授和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所长的关心与来访指导；感谢陈少康教授翻译部分德文资料，刘建利、李引乾教授和我的女儿史凌翻译了部分英文资料：感谢卜风贤、康兴军、赵素芬教授等的长期合作；感谢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西北大学科研处、211项目办公室和生命科学学院等单位以及朋友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和西北大学出版社马来社长、张萍总编、张海潮编审和褚骊英编辑的指导。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几十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工作的夫人洪子鹂研究员，她付出了许多，为我腾出许多宝贵的时间，使我有精力完成这部历史专著，实现了我的夙愿：把所学到的毒物学历史知识和观感所及编纂成卷帙、传布给大众，让民众铭记历史、远离毒物、化毒为利、确保安全。
史志诚
2015年11月18日
于西安，青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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