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被分配到协和医院以后，我们的上级医生就告诉我，协和医院是英美派的，俄语根本没用，你想要在协和立足，就得学好英文。我刚开始还有点舍不得丢下俄语，可到图书馆一看，书架上只有零星地摆着少得可怜的几种俄文杂志，放俄语专业书的架子上，书就更是少得可怜，一个书架都没有摆满。于是我就下决心改学英文了，我找到和我一起分到协和的神经内科的杨荫昌同学，他学的是英文，我让他教我英文音标的发音。他一边教，我一边在旁边注上各种各样的符号，来帮助我记忆音标。这样的方法是老师最不提倡的，因为用这种注音方式学会的音标，发音是不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英文发音不好的原因，因为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根就不正。就靠这样一种不标准的方法，我开始苦读英文。一次在外科门诊开诊之前，我和姜永金医生在吭哧吭哧读英文时，正好被外科一个女医生陈梅玲看到。她的英文很好，人也热心肠，她就对我们说，她家里没事，可每天早上早来半个小时，教我们英文。我们去买了一本谢大任主编的《医学基础英语》，开始了我们正规的英文学习，可是一个月才学了十几课，我们新分到协和的医生，全部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失掉一个学英语的机会。
地下英文学习
我到了湖南湘阴，参加中央卫生工作队。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如何防治血吸虫和改造当地的公社卫生院，培训赤脚医生，我还任一个公社医疗组的组长。当时的医疗任务很重，还要学习政治，搞血吸虫防治调查。因工作需要，我还开始认真学习毛选，学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理论等政治学习小册子，一边学一边画上小杠杠。因为是政治工作需要，要跟当地的医生做政治学习演讲，这样，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所以我当组长时，所写的每月一期的工作简报，水平还不错。
因为深知日后英文对我的专业有用，所以在有空的时候，我也不忘抓紧时间偷偷学习英文。我把陈梅玲医生教过我们的那本初级英文教材带下去，反复地读，一边读一边纠正发音，熟悉音标。我学习当时英雄人物雷锋与欧阳海等人在学习毛选时所倡导的“钉子”(坚持)和“楔子”(挤)精神，用这种精神去挤时间，去坚持不懈地学习英文。我把英文单词和句子写在小纸片上，装在口袋里，在步行去巡回医疗时，在外出开会没有人同行的时候，我就把装在口袋里的小纸片拿出来，一边走路一边默默地背诵单词和句子，这样还可以减少走路带来的疲劳。就这样，一年多来，在湖南湘阴的田埂上，湘江的大堤上，留下了不知多少我学习英文的足迹。这事情在当时是需要高度保密的，让人知道了可不得了。当时是在。“文革”初期，极“左”思潮泛滥，学习英文会被认为是崇洋媚外。我们有些老师说惯了英文，偶尔会冒出一两句英文，就被说成是“放洋屁”。当时还流行一句极左的话：“不念ABC，照样干革命”。我们队里有一位原来是留苏的预备生，他俄语比较好，为了不忘记俄语，他带了一本俄语版的《毛主席语录》学俄语，遭到了开会批判，说他是借故学俄语。当时的批判会上，我记得有很滑稽的一幕，我们这位老蔫大夫就是不买账，他对会议组织人说：“你们大方向错了，当前的任务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资本主义当权派嘛？我是一个小小的刚毕业的住院大夫，你们斗错人了。现在要铲除的是封、资、修的毒草文化，我念的是毛主席的红宝书，虽然是俄文的，难道不是中国出版的吗？”搞得批斗会开不下去，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而我当时在工作上、医疗上千得都不错，保密工作也做得好，我是工作、政治学习、外语学习三不误，所以没有遇到麻烦。这一年下来，把谢大任主编的《医学基础英语》上册熟练地念完了，为我以后的英文学习打下了基础。
结束了一年的下乡社教运动，回到医院，当时医院里“文化大革命”正是热闹的时候，我所在的战斗队“反帝公社”很有战斗力，经常写出很有“战斗力”的大字报。当时为了写出有水平的文章，我们还通读了毛选，学习鲁迅的杂文。写的大字报内容比较犀利，论述比较透彻，贴在墙上常常招来很多的围观者。我和郎景和大夫同住一室，志同道合，大字报不少写，英文学习也秘密地坚持着。为了不被发现，我在窗户玻璃上贴上不透明的黑纸，念英文的时候，用细纸条把钥匙孔堵上，然后再开始学习英文，这样的地下英文学习运动坚持了数年，颇有成效。
从地下活动到公开英文学习
一直到了“文革”后期，为了联美抗苏，减少两面作战的压力，毛泽东结束了抗美，邀请尼克松访华。此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一个小缝，好奇的外国人到访中国内地的越来越多。这些“洋人”看病，大多数是到协和医院的，英文又开始吃香了。当时医院发生了一起大夫不懂英文，看病闹出大笑话的事件，给当时的医院领导很大触动，他们这时才大彻大悟，才大力支持学习英文，说：“我们的革命的接班人也要学懂外语，这是干革命的工具。”原来，有一天，协和外宾急症室来了一位美国的女外宾，因为腹疼到协和来看病。内科大夫先看过之后觉得像是阑尾炎，请普通外科的大夫来会诊。这位普外科的大夫一点英文都不懂，当他到达会诊室的时候，恰好懂英文的护士长不在，内科大夫又出去了，就剩那位美国病人在床上躺着。他进去翻开病历一看，哦，是会诊除外阑尾炎，他不懂英文，不会打招呼，就撩起病人的衣服，在她肚子上摸了几下。因不会讲英文，没办法再看下去了，在她肚子上摸了几下就走了，等护士长回来，那病人大发雷霆：“刚才有人摸我的肚子啦！他是大夫吗？”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所以医院又开始盛行学习英文。到1973年，巾央广播电台也开始开播英文课程了，我从微薄的薪水里面抽出几块钱买了一个小耳机子，每天跟着中央广播电台课程跟读。我的英文学习终于从地下转到了阳光下，这就是我学英文的曲折过程。
成年人阅读英文
对于成年人，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学习一批类同内容的英文文章，比较容易和不费力气地记住单词和句子，这是我在西藏阿里医疗队时，学习英文的一个小体会。1974年我到西藏阿里医疗队时，英文有了一点基础，借助字典能阅读一些短小的英文文章了，但是还是非常艰苦的。我上山时，带了字典和一本英文的骨科小册子《Fracture，Dislocation and Sprain》。我开始翻译、阅读这本书里的骨科知识。开始翻译时，每一页都有几十个，上百个生词。我头天晚上先查好课文中生字，记在本子上，还要挨个标上音标，因为我还要练习发音啊。然后，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在我们被日出而作的藏族民工的“哼哈，哼哈”的劳动号子叫醒以后，就爬起来大声地朗读英文课文。我们朗读英文的声音和藏族民工为了减轻在劳动中缺氧而发出的“哼”、“哈”、“嗨，”声混成一片。我们就这样每天早上反复地念课文、生词，每天重复复习，一个礼拜以后再来个大复习。通过这样艰苦的反反复复，坚持把骨科的小册子通读了两遍，念第二遍时就感到生词越来越少。这样，没有专门费很大力气去苦背生词，慢慢地就记住了。
短期内反复地重复学习内容比较接近的英文文献，是成年人学英文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回到医院以后继续用这个方法，通过写中英文文献综述的形式，查阅英文资料，学习英文。“文革”后期，一些骨科比较早开展的新课题，如间隔区综合征、腰椎管狭窄症、人工关节等课题，我都写了综述，有的在外科文摘杂志上发表了。这样刚好就可以把学英文、学习骨科新知识、学习外语写作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刚开始念第一篇论文时，生词很多，一篇论文念过之后，在它后边有很多文献索引，把有关内容复印下来，再继续念，越念生词越少，念上十几篇文章以后，不认识的生词就不知不觉记住了。文献内容熟读之后，我就开始写中英文的综述。
在措勤县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县妇联主任兼管的小新华书店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薄冰编的《英语语法》，喜出望外，赶紧买下。所以在阿里时，我还抽时间学了点语法，在学习时，不时请教内科的英文较好的潘孝仁大夫。在西藏的一年里，我的英文水平又得到了提高。P19-22
本书总算告一段落，准备交给出版社付印了，临末想说说几句感谢的话和表示一些歉意。
本书如果没有老前辈冯传汉教授的多次建议和督促，是出不来的，他老人家在视力不好的情况下，还精心地为本书的初稿，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很多的修改，并亲自为本书做了序，给了很多鼓励的话，让人感动，催我奋进。让我们在感激之余，也遵循老一辈对我们殷切的希望，继续发奋图强，更好为病人服务。
本书的出版还有赖于我的几位老同学们的“捧场”和催促，他(她)们的“想看”，加强了我写下去的欲望，并不敢停笔，我高中时代的同学钟小先更是自觉地充当了我的“责任编辑”，他十分精心地对我每次发去的初稿，进行文字的修改，标点符号的校正，一些数字的核实，其负责的精神让我感动。在此，我要对鼓励我的老同学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是由我口述录制，再由曹燕秘书打印出来的，如果没有她的打印，要我又要写书，又要抄稿子的话，我的惰性可能就会让我耍懒停笔。由口述的文字，变成一篇篇文章，要几经修改，她反复地打印毫无怨言，有时久坐在那里打字，诱发了她的腰肌劳损，在本书出版之际，致以谢意！
我多年养成一个又好又不好的习惯，在读书、读报的时候，看到好的文章句子，就会禁不住的击节赞赏，并抄下来。然而，我的疏懒性格，又使我常常只抄文章、句子，不抄出处。所以本书中引用了不少自认为有感悟别人的好句子，可真的忘却了这些句子来自何作者，何文章。好在，好句子写出来，总是为给别人有所启迪，并不是为了名利，就好像仓颉造字一样，造出来是为了让后人用的，他肯定不会在地下抱怨我们后代子孙，剽窃了他发明的字吧，但我还是要在此感谢那些作者，我做了你们的传声筒，感到荣幸。
叶启彬
2011年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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