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没有好的方面)也不能说是好的方面，就是作为一种制度，维护它，总有一些规矩，有些规章。比方说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它必须让子弟念书。这是重视教育，是传统。不要有文盲，念书么，或多或少总要念一点，起码要考个秀才。在科举时代吧，那是起码的一个要求。然后就看机会看能力了。这个……是有这么个传统。
家里的人不能是游手好闲之辈，一般封建家庭要避免这个。游手好闲，这个不行。一定要有所为，士农工商吧，你不是士，你做个别的都可以。四民之内总得干一行。这是旧的传统形成的，你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的优点。这是要保证它的制度不垮。……从皇帝到一般家庭都有这个东西(教育)。皇帝也要教太子，还安排有太子侍读、太傅什么的官员。
(我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
爷爷以上的都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蒋介石下边的什么刘峙呀，顾祝同呀，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或者同级的同学。他(父亲)不行啊，他的性格也跟那些人不大一样，跟他们弄不到一起，倒喜欢写写字呀什么的。这样的人官是做不大的，做个少将就到顶了。
后来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安徽打了一仗，打得很苦。张自忠就是在那里牺牲的嘛。抗日战争，不能不认真打，大概伤亡过半。蒋介石就借这个机会，把不是属于自己嫡系部队的番号都给取消了。至于军官什么的，你就当参议吧。
后来呢，解放以前日子就比较困难了。自己种种地呀，养个牛呀。回不了家。日本鬼子还没走呢。在西安租了个庙里的地，租了地，有房子，自己盖了几间房子，有块地，种种莱，养了几只奶羊，喂奶羊，卖羊奶，雇了个小孩送羊奶。这样嘛，解放以前，咱们地下党都知道他的情况。虽然他算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解放以后就吸收到民革，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成员。大概就是这样。
(他对我)也有些影响。作风正派这一点，我很尊重他。再一个他不迁怒，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痛快，他不会在另一个地方出气。 好的老师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
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再就是，他这个小学老师讲语文哪，讲那些基本训练哪，很认真。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让人看得懂。它这个教育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我写的字不漂亮，可我注意让人看懂。
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就一再反对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这些他是看不起的。正直，正派。我那时候读《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讲到“巧言令色”，他就举了好多例子，指出这可耻，最可耻就是这个。这给人很深的印象。
那时候小孩也不懂。学校的功课，就学吧。读经嘛，小学生记性也好，《论语》《孟子》，我就是小学时学的。都能记得住。
当时山东有个头儿，叫张宗昌，是个大军阀。他不识字，却很尊敬这些识字的。看不懂嘛，就觉得莫测高深。那时教育厅的厅长叫王寿彭。王寿彭考试是在北京考场，本没什么特殊的。但那一年正赶上慈禧六十大寿。开科时，慈禧主持，要点个状元，点谁呢？一看王寿彭三个字，乐了。彭祖是高寿的。王嘛，当然是君主。她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第一名，竞中了状元。这个人其实很一般。他能参加这个状元考试还是不错的。不过说他第一也未必。名字起得好，碰巧了。因为他是状元，状元，国家就一个嘛。辛亥革命后他就没事情干了。北洋军阀时代选教育厅长，就把他找去当教育厅长。他也不懂什么，就提倡读经。他挺保守的，认为读经是好事，可以抵制一下革命思潮，不容易犯上作乱，也有好处。我在山东，整个山东都在提倡读经，小学读《论语》《孟子》，先读《论语》，然后读《孟子》。
当时还有别的课程，不是光读经，不像清朝的，没有新学以前的那个读经，以为一切都在经里头了，那就不行。我们那时还有数理化，也有英语。
(读经)这不是惟一的，只不过有这么一课，因此，我想这就没有什么坏处。外国学生也念《圣经》嘛，他们没有不会背《圣经》的。对小孩来说没什么负担，不会增加什么负担。
(读经)效果不大。只不过是碰巧了，我是搞哲学的，就接上了。我要是搞工程或搞什么其他的就不一定能用上。
(我身上)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嘛，知道与不知道还是不一样的。至于究竟起多大作用么，那因人而异，我在小学时就感觉到。
这也跟经历呀、机遇呀什么的有关。比如说，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一些比我强的嘛，没有机会得到深造，给耽误了。如果他也继续学习，也许会比我强。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 我回想起来，好像事情都带些偶然性。我自己自视不甚高，就是这个。比如小学，我念书是水平线以上，但并不是很拔尖。由于偶然性，别的人因为家庭等原因没有继续念，我不知怎么就念下来了，这是偶然性。我得了几次重病也是偶然性。
从小开始说吧。我一岁时得了天花。就是偶然性。(笑)天花很厉害，搞不好就死人的，要不就是脸上有麻子。你看北大的任华，搞西方哲学史，已经生病在家多年，我教中国哲学史，他教外国哲学史，他脸上有麻子，就是出天花得的。我们那个时代，出天花是一劫。中国当时种牛痘还少。我的家在乡村，得天花是很危险的，不过还是挺过来了。
到了三岁的时候，我得了白喉。那是很严重的。喉头上长个什么，差点憋死，脸都变青了，后来也不知怎么就活过来了。
八九岁时还得过腥红热。P6-9
由湖南到云南，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愈
本书《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初版于1997年，系《学海钩沉丛书》的一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中文章，均为任继愈先生所自选。此次修订，增补文章七篇：《追求》系先生简短的生平与学术自传；《谈王叔岷》辑自《中华读书报》李静《才性超逸校雠大家————任继愈谈王叔岷》一文，是先生谈自己同学、著名学者王叔岷的真情文字(文中也谈到了傅斯年先生的一些轶事)。《西南联大课余报告会》，集中谈了徐悲鸿、冯友兰、汤用彤、焦菊隐、陈国符、黎东方诸先生的“逸事”，以及罗常培、向达、贺麟诸先生在各自学术报告会上的“轶闻”，尤为难得。《我的家庭》、《爱情与婚姻》、《大师云集的时代》、《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四篇，均辑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一书，采访者系陈明先生。《追求》作为“增订版代前言”，列入“原版前言”之后；《我的家庭》归入“出生地”一辑；《大师云集的时代》归入“大学师长”一辑；《谈王叔岷》归入“同学师友”一辑；《西南联大课余报告会》归入“大学”一辑；《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归入“学术主张”一辑；《爱情与婚姻》单独列为一辑。其余除个别错别字外，基本未作改动。
本书经由任继愈先生著作权继承人任远教授、任重教授共同授权，谨此致谢。
编者
201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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