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快报》上一篇出自乔治·苏斐尔。妙笔的长篇专访让他走进了大人物们的政坛。苏斐尔称他为“科雷兹的武士”，描写他“令人着迷之处不在于复杂，而在于质朴。他壮志凌云。这就是一切。他的生活、工作、娱乐、金钱、梦想，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唯一的目的：成功。因为他有方法、明智、热爱工作，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轻快地迈进”。苏斐尔当时就意识到了蓬皮杜总统对此人的关注。“他和他是一类人，”他这样写道，“有点让人生厌。但那是时代使然。现在的年轻人，既然他们已经对革命失去了兴趣，自然会把精力转向对效率的一味追求，不惜任何代价。”专访的其他内容也一样讨喜。苏斐尔嗅觉敏锐地把他的“武士”排进戴高乐和蓬皮杜的队列之中：“戴高乐，之后是蓬皮杜，之后是希拉克；里尔，然后是康塔尔，然后是科雷兹；革命，继承，管理；从神话到政治、从诗歌到散文、从关于法兰西的演讲到为科雷兹辩护的道路，这或许就是政治梦想不可避免地滚落下来的那个不可避免的斜坡。”
苏斐尔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某个人正在慢慢前进”，意识到“那些要找继承者的政治巨人有时候会观察他，带着做梦般的神情”。但这位敏锐的法国政治生活的观察家没有看到，这位有点儿让人生厌的政论家拥有一个广袤的秘密花园，如果说他在培育对效率的热衷，他对革命也同样满怀热情……不为人所知的是，“科雷兹的武士”曾秘密地帮助过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这一运动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大会的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当时正在南非的监狱里服无期徒刑。
很多年以后，前“科雷兹的武士”才对我坦言道：
“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我就是曼德拉非国大的支持者。摩洛哥的国王，哈桑二世曾和我联系资助非国大事宜。”
他强调说，摩洛哥国王————“愿他善良的穆斯林的灵魂安息！”————曾大力资助非国大……之后他忽然想起一则轶事，作为他关于非洲受难话题的延长符：
“我有一个老朋友，一位本堂神甫……”
他努力想了会儿那神甫的姓，承认自己常常不记得专有名词。之后戴斯蒙德·图图的名字回到他的脑海，圣公会的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一天，他对我说：我要讲个故事给你听。你们当初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你们手里有《圣经》，而我们，我们当时有土地。你们对我们说‘闭上眼睛，祈祷吧！’我们闭上眼睛，我们祈祷。当我们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有的是《圣经》而你们有的是土地……”
这勾起他一连串的回忆：“在种族隔离统治时期，我一直拒绝去南非，尽管我收到了无数次的邀请。我的拒绝是公开的……”
在我随后一次和科雷兹前议员的访谈中，我尝试就这一积极投身反种族隔离的事迹了解更多：
“谁可以证明您的参与？”
“曼德拉……”
“他当时在监狱。还有别人吗？”
“戴斯蒙德·图图应该也可以。”
“在摩洛哥，您有一个联络人吗？”
“他是摩洛哥国王，他不求回报。他从一开始就支持非国大。国王的私人财产很多，他出资给非国大；他认为给的钱越多越好……他建立了一个资助非国大的人员网络。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选择了我……我记得当时的南非总统，应该是沃斯特，对我们的部长们施加了无数的压力，为了让他们出访南非。一些法国部长接受了邀请。我也收到了邀请……南非的领导人想让大家相信种族隔离制度并不存在，或者说让大家认可这样的制度是正常的。我拒绝去南非。我公开明确表达了我的态度，“urbi etorbi，只要种族隔离制度还存在，我就不踏足南非……曼德拉获释几年后，在一次很友好的简短演讲中，他证实了在种族隔离制度肆虐期间，我的确从没去过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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