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琵琶湖条例
琵琶湖畔的安土山上，现在还保留着织田信长所筑的城堡遗迹。城堡一角的总见寺，在每年6月2日————织田信长的忌日都要举行法事。
我自从参加安土山保胜会的工作以来，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法事，从不缺席，因此每年至少有一次可以站在安土城天守阁的遗迹上。
织田信长在城堡7层高的天守阁上望到的琵琶湖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肯定要比现在清澈很多。
细想一下，太古时代也好，织田信长的时代也好，直到几十年之前，琵琶湖还是很美丽的，是一个贫营养的湖，在穿过濑田川河的火车上可以看到河底的濑田蚬贝。
琵琶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污染的呢？从战争结束到现在的这几十年中，恰恰是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琵琶湖迅速受到了污染。
如果将琵琶湖比作一个巨大的生命体，那么赤潮的发生或许就是这个生命体的悲鸣：“我的身体已经变成这样了，请你们不要再做这种事了。”这么说稍许有些感性色彩，但显而易见的是，琵琶湖的污染是由于住在琵琶湖流域的人们的活动而引起的，罪魁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磷污染的主要来源有4千方面：家庭、工业、农业和自然。其中家庭排水将近占其中的5成，特别是含磷合成洗涤剂所占的比重更高。
因为粉肥皂运动十分高涨，我首先注意到了要限制含磷合成洗涤剂的生产和销售，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各个洗涤剂生产厂家停止生产含磷合成洗涤剂。
但是通过国家认可的、正在销售的、又很受人欢迎的商品，一个地方政府请他们停止销售，生产厂家当然不会同意。
我们开始摸索以制定县法规的方式进行限制。
首先碰到的障碍是中央的各个省厅。
昭和52年(1977年)，滋贺县的职员们拜访了环境厅、自治省、通产省，就限制含磷合成洗涤剂的可能性进行了协商，但是每一个部门都没有表现出诚意，相反的给予了否定性的消极回答。
“含磷合成洗涤剂和琵琶湖赤潮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没有科学的证明？”
“自由销售的东西，仅在某个特定的地区受到限制，没有这样的先例。”
“可能与营业自由的宪法条款相冲突。”
政府是一个办事难的地方，对法律或者教科书上的东西可以强制推行，而对教科书上没有的新生事物却是极端消极的。
琵琶湖赤潮问题也是一样，没有一个政府部门鼓励我们，帮我们认真想办法。
失望之中，我想到了在自治省时期的朋友，拜访了法制局，会见在自治省时期曾经是我前辈的法制局的部长和次长，请他们从法律和立法专家的角度给一些建议，哪怕是非正式的方式也可以。
首先，我向他们介绍了当时美国和德国的情况，如美国五大湖周边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限制含磷合成洗涤剂的生产和销售；西德的联邦政府也开始讨论禁止制造含磷合成洗涤剂的法律等。
同时我又说：“中央各个部门都说赤潮是滋贺县特有的问题，只是一味地拒绝我们的提案，即使和他们协商，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对这个滋贺县特有的问题，他们不会给我们答复。”
“从宪法中有关公共福利问题的立法原则以及地方自治的宗旨出发，找找有没有立法依据。”法制局的前辈们以“非正式”的方法告诉我：“以采取防止综合性富营养化对策为理由，把禁止含磷合成洗涤剂的生产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么做也许行得通。”为保护琵琶湖而采取防止富营养化对策，可以套用公共福利政策，以公共福利的名义制定条例进行明确，就可以限制私权，也就是说，即使在特定地区(滋贺县)对含磷合成洗涤剂的销售进行限制也不是不可能。
我太高兴了，归途中在新干线列车上打了个电话，要求在当天就召集县政府的干部开会，我带着愉快的心情等待着第二天的记者见面会。
居民运动造就了琵琶湖条例
希望恢复没有赤潮的琵琶湖，我带着这个信念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是昭和52年(1977年)9月的事情，地点是在县政府的大会议室。
那天记者的神情与往常很不一样，我开始讲话：“利用县政条例来综合性地防止琵琶湖的富营养化，以此为前提，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考虑制定禁止使用含磷合成洗涤剂的条例。”
会场刹那间静了下来，然后立即响起了欢呼声。提问集中在这两个条件上。我解释说，一个是通过粉肥皂运动，使滋贺县内粉肥皂的普及率超过50%；还有一个是禁止使用含磷合成洗涤剂，争取得到70%以上县民的赞成。
关于宪法方面的问题，我回答说，要制定家庭、农业、工业在内的防止富营养化对策，在其中设立对含磷合成洗涤剂的限制措施。
赤潮发生已经过了半年。
拥有花王、狮子等众多大企业在内的日本肥皂洗涤剂王业协会强烈反对制定该条例。
我们向几家大型洗涤剂企业在东京的总社进行了说明并请求给予合作，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反对”，洗涤剂工业协会甚至还在琵琶湖饭店设立了总部，开始了激烈的反对运动。
他们分别拜访县议会议员、县内有势力的人进行游说，说条例的制定如何没有合理性，而且向数万县民邮寄信函，在报纸和周刊杂志刊登反对广告，最后还向媒体的软肋————广告部施压。对媒体来说，他们是最大的赞助单位，媒体上开始出现反对制定条例的报道。
一个行业协会和一个地方政府在政治上全盘对立并展开斗争，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这将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当知事才第二年的我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
洗涤剂工业协会反对的依据几乎和当初中央各省厅提出的反对依据完全一样，强烈主张我们没有科学依据并且违反宪法。
我没有胆怯，而且最让我充满信心的是，通过粉肥皂运动，对防止富营养化对策关心并且行动起来的众多的县内民众也没有退缩。
企业方面的猛烈反对反而起了与他们的初衷相反的作用，使得希望保护琵琶湖的县内民众团结起来了。
结果，包括禁止含磷合成洗涤剂的使用、销售、赠送在内的《琵琶湖防止富营养化条例》(通称《琵琶湖条例》)于昭和54年(1979年)10月，在县议会得到全体一致同意而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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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每日新闻社大津支局长盐田敏夫之劝，写出了这本书，心里记着这件事，其他事暂且放放，我要向盐田表示我的感谢。
事实上我对记录自己的过去不太有兴趣，以前也有人劝过我，但都因犹豫不决而回掉了。我对写东西没有自信，再加上是自己写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公正地写出来呢？能够写出何种程度的客观而有说服力的东西呢？触及到细微之处的事情以及现在想起来感觉到难为情的事，又能写到什么程度呢？
我虽犹豫不决，但还是被盐田的热情所打动：“从事公众事务的人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我无法反驳他的话。
每周一次，每次一页登在《每日新闻》报的地区版上，开了头就不允许半途而废，对写作稍微习惯了一些，但这又使我对30多年的政治生涯再次感到了它的漫长，材料倒是有很多，有起伏、有曲折，做了许多得不偿失的事。
不久我就领略到：在我自己决定的事情以及对我的决定给予了相当影响的事件中，我自身就是“本人”、“原物”、“真实”，自己不能逃避责任，这样一想写作又能继续进行了，从中回过神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年的预期。
《每日新闻》报连载了84期，将这些文章进行整理，重新结集，就成了这本书。
在写作大纲、准备工作、打字、寻找照片等事务上，自由撰稿人臼井秀利和我事务所的町田朱实，给予我很大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武村正义
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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