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奇怪战争”初期。西蒙娜·德·波伏瓦给当时应征人伍的雅克一洛朗。博斯特寄了一张小照，在照片的背后她写道：“战斗的海狸”。这和她在照片上凶巴巴的样子非常契合：没有一丝笑容，下巴紧收，一条紧绷的发带下露出高高的额头。尤其是它已经预告了日后“海狸”的显现，虽然当时她才三十出头。我们在这张照片上看到了她日后所有的斗争，在作品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第二性》和女性的反抗，对各种激进的女权运动的支持，从中国到古巴，旗帜鲜明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伟大的随笔《老年》，恢宏的《回忆录》、……但我们也知道这其中还有更多蕴涵：它是生命、爱情、幸福、作品，它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战斗的海狸”的介入姿态，直面挑战。
她所做的一切、她所经历的一切，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对抗时代、对抗偶然、对抗自我。为了让她那独一无二的一生完全呈现，我必须把它从觊觎它、要对它盖棺论定的虚无中抢夺出来，应该热情洋溢地去生活，带着渴望、带着贪婪。活得有滋有味的女人，品味多样，充满责任感的女人，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给我们的印象；但她的渴求同时也是一项使命。幸福本身，就像其他一切东西，没有斗争就不可能得到也不可能持续；它既是一个恩赐、一份惊喜，也是一种责任：而不幸就是存心让自己不幸福，或者说至少同意让自己不幸福。如果说有人“擅长”让自己幸福，就像她那样，但不去抗争，幸福便不可得————幸福需要构建。她很早就对此确信无疑，以至于1929年当她重读自己写于1927年的手记时。她严格地做了自我修正。她曾经写道：(5月9日)“人不得不崇尚幸福，因为幸福可以阻止他想到死亡；但幸福永远都不会是一种消遣。”在这句话的对面，我们可以读到：“1929年5月————不，用我所有的力量，不。只有生命是真实的，因为死亡不会思考。”最高的任务，我们无法逃避的，就是活着，成为我们自己。活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激情，而是一种责任，一份工作，一场考验，一部作品。或者说，就是强有力地命中要害，从团块中脱离出来，去塑造。在岁月的岩石上“雕刻”人生，还有爱情，书籍，生命————词语。用一种不松软、不轻柔的材料。
西蒙娜·德·波伏瓦全部的作品，包括小说，都带着斗士的印记，直到她的风格、句子的剪裁、节奏，直到那无刻不在、不让读者懈怠的声音。她的全部作品都回响着警醒和热切、不安和战斗的信息。或许是时代使然，那是个强权对垒、被称为“奇怪战争”的时代。在那个时期，萨特和她，团结一致又充满批判精神，充满批判精神又团结一致(即使，最后幻灭湮没了一切)，一直都站在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阵营里，他们义无反顾地摈弃“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现有秩序、美式“帝国主义”和一个存在着任何形式的不公和压迫的世界界……正因为这样，在阅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作品、不仅是她的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印象是她的作品触及了所有领域(知识分子、政治、文学、友谊、爱情)，置身在一个多极世界面前，仿佛在儒勒·凡尔纳小说中的伏打电池前，只要人们把电池的两极相碰就会进溅出耀眼的电光，可以照亮幽深的海洋，也可以让人受伤甚至丧命。我们处在战争年代。显然，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致人微，流连于细节或许会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对手很快就成了敌人，敌人很快就被化为乌有；至于朋友，即使他们是“家庭”中的一员，他们也从来不能闲着。“必须和您一样思考，”博斯特说，“而且尤其是得和您同时思考。”
战争是否是以和平为其隐秘目的?我们可以就此展开辩论：总之，不到苦难尽头绝对不会有和平。但苦难永远没有尽头；死亡为一切努力画上句号，但它并不意味着一切终结。我们从来都不能真正结束任何东西：既不能结束历史的斗争，也不能结束(妇女、民族)解放的战斗，也不能结束自我的挣扎；做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任务，而且显然是无休无止的。如果危急的形势迫使她不让任何人安宁，她本人也一样从未得到过安宁，有的只是暂时的平静；在战后巴黎的几次饮酒“狂欢”或是被萨特称为“querencias”的小憩：要注意querencia意味着一切但绝非一处休闲度假地，在斗牛的术语中，它是指公牛感到最自在放松的所在。在重新投入战斗之前————或是在受死之前……唯一的休憩就是那些时间停滞不动的片刻————感性世界突然显现，在一个平静的海湾之上，一座高山之巅，在身体劳累之后体会那一刻纯粹的快乐————或者是在一场重病痊愈之后。而和平从来都不是一次休憩————在两场战斗间隙，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战斗作好准备，为自己投入下一次战斗作好准备。
她的所有作品都带着这一伟大的战斗印记：征服偶然去赢得必然；把全部生命投入到写作中去实现它的存在。但回忆录在其中势必占据了一个既中心又错落的位置：错落是因为回忆录是作者居高临下对其整个人生和作品的俯视；中心是因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继《青春手记》，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活动中：把经历过的生活变成沉思过的生活。她在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攻克”(这是她本人用的词)回忆录，但这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写作计划，动机很多、很复杂。“更新快感”，就如卢梭所说，在回忆快乐往昔中度日，在遗忘中挽救曾经的幸福时光，开始总结人生，检验它是否很好地恪守了年轻时代许下的对盛年的承诺。在回忆录中，就和在年轻时代的手记中一样，海狸已经像水手一样，每天早上都要去确认自己没有偏离航向。她写自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剖析自己，两者相辅相成：了解自己才能剖析自己，同样，剖析自己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而这是一份漫长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场战争。抗拒逝去的时代、背信弃义、烦恼琐碎、情感生活所经历的“挫折”、爱情错综复杂的境域的战争，在爱情中如果不能自持，就有可能陷于情欲而不能自拔，有时还会跌得鼻青脸肿。这就是回忆录所要讲述的，因为只有回忆录可以不仅充分展现我们本来的样子，而且还可以是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在描绘
她的自画像和这场漫长的成为自己的斗争历程中，她清晰地展示了她是如何把自己被“扔”到世上的偶然存在转变为一份事业、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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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
每个心灵的成长归根结底都是孤独的：在时间的魔沼里迷失、陷落，没有人听见你撕心裂肺的呼救，必须靠自己在黑暗中一阵慌乱的摸索，在绝望没顶之前抓住那根自救的绳索，奋力从命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像那朵智慧的莲花。
1926年，18岁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决定开始写日记，“我忽然感到我的生命刚刚出现了一个彻底的断裂”。断裂，意味着和童年、和过去生活的诀别。第一次放逐，被放逐到一个没有庇护的成人世界，一个人站在存在令人眩晕的黑洞面前，她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了自我，感到一种“填满”的需要。用什么去填满，文字？或许。一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预感，预感到内心寂寞的发酵、一个正在化蛹成蝶的“我”，要积聚力量，为自己打造全副甲胄，必须坚强，足够坚强，然后就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苦厄。
这是西蒙娜成为那只自信、活跃、擅长“构筑(自我)”的海狸的关键几年。去年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八百多页的《青春手记》(1926——1930)，该书忠实地记录了作为作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诞生和诞生前的阵痛，也为后来波伏瓦的回忆录《闺中淑女》(1958)和《年华的力量》(1960)的开篇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原材料。如果生活本身是一张逐渐被时间淡忘的底片，《青春手记》就是首次冲印的一组照片，而回忆录则是对照片的后期加工处理、调色和拼接(甚或有细节上的涂抹和篡改)。
一
一切始于情感教育。在成为海狸之前，西蒙娜经历了两段深刻的感情：对女同学扎扎炽热的友谊和对表兄雅克青梅竹马的爱情。两个故事几乎同时发生，也几乎在同时结束。扎扎之死让西蒙娜认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存在的虚妄，雅克的渐行渐远让她认清了爱情和婚姻背后隐藏的“可怕暗礁”。寄托在雅克身上的少女所有美好、有点发烧的天真遐想迫使波伏瓦思考自身的处境，带着惊人的冷静：对他者的爱会不会让女人失去自我，婚姻会不会限制个体的自由？焦虑的理由：她和雅克不是一类人，“他喜欢幸福；他接受奢侈和优游的生活；而我，我需要不断进取的生活！[……]我需要行动，需要燃烧，需要实现自我，我习惯了刻苦工作，我需要有一个目标让我去达到，有一部作品让我去完成，我永远都不会满足于他所满足的生活。”(《手记》，1926年10月23日)“我想要的那么多！”而他，他想要的却那么少。婚姻会让两个个性不同、追求迥异的人危险地结合在一起，迫使结婚双方为对方放弃对自己而言“最私人、最珍贵”的东西。“不应该围着他过日子。在生活中，威胁所有女人的危险正是这个：她会放弃所有对对方而言不是马上需要的一切，她会满足于把自己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而在我身上，恰恰有很多东西对雅克来说毫无用处；但不应该牺牲它们。”(《手记》，1926年12月9日)不应该在对他者的爱中迷失自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在梅里尼亚克榛子树篱笆旁许下的誓言随风飘去。
初恋，第一个回合：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放弃了雅克，选择了自我。她努力让自己相信，她会成为一名作家，知名作家。
只要我能在22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并写一本书就够了。这样，摆脱少年懵懂，学富五车，我就开始实现我的人生。有所成就。是的，我也一样……因为，也许只有通过行动，自我才会显现；我才会希望做我自己。不再失去我的自由。而是拯救它，同时拯救我自己；自由地选择；存在。我开始朝更高的境界行进。第一个阶段已经在两年中完成了。我想要用一本书去记录它。明天，我就跟G.列维说。然后，不惜任何代价，去写这本书。
(《手记》，1927年10月31日)
多亏了G.列维的鼓励，我的书在写下去。正如我所言。我想要一种伟大的生活。我会有的。(《手记》，1927年11月2日)
我重读去年的文字。我那时的内心挣扎要比今天激烈得多！我那时也没有现在独立，对自己不确定！现在我拥有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在实现自我。我领略过那么深刻的狂喜、那么绝对的超越，我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我面前是我要经历的我的人生……
我身上的生命在梦的路上延续。每一步我都在重新创造世界。我学会了在一个世界里生活，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作品。在我的书中，我会展现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热爱我自己。我将是幸福的。
(《手记》，1928年3月26日)
西蒙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宇宙，那条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写作。日后的海狸渐露端倪，她已经开始用文字砌筑她的人生和永恒。“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惶惑让我害怕，一种狂野的力量让我筋疲力尽。但我接受这个成为我自己的伟大历险。”
二
她遇见萨特是在1929年。显然，在遇见萨特之前，西蒙娜就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成长为波伏瓦、成长为海狸，她已经形而上地建构了自身的独立自主并严格付诸行动。故而波伏瓦的养女西尔维一勒邦·德·波伏瓦才会反复强调“不是因为她选择了萨特她才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因为她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才选择了萨特。”萨特，这个才华横溢的小个子男人符合她对生命————爱情————自由三位一体的理想：他和雅克不同，他不是“异己”，他是和她一道走向解放、走向不朽的同路人。
“晚上回家，两个人温柔地挨着走在路上，小男人对我说我应该写作。他是对的。一方面应该赶紧写下我的感受。另一方面应该赶紧去构思别的东西。不管怎样，我对自己能做的事充满信心，只要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希求。如果我有力量一个人过日子，和从前一样，成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喜欢自己胜过一切，首先是胜过我的快乐。我想干一番事业，我想，我想。您会帮我的，小男人。”(《手记》，1930年10月26日)当萨特不断地向她重复“您确实是一个迷人的海狸”，她感觉全身都融化了。她爱他，一心一意，这毋庸置疑；他也爱她，但并不准备“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他们都搞哲学，都深谙存在和虚无的幻象，他们(确切地说是萨特)从中得出结论，作为哲学家，他们把彼此的关系用“哲学上完全正确的”表达方式概括为“我们之间是一种必然之爱；但我们也需要体验偶然之爱。”很快，萨特提出一个存在主义“自由情侣”的爱情契约：彼此承诺绝对坦诚，没有任何隐瞒，必然的爱是主旋律，偶然的爱是小插曲，为期两年，可以续约。
雅克结婚了，扎扎死了，过去的那些信我今天重读近乎可笑；摩尔纳迷路了，我不再纯洁了……
(《手记》，1930年10月31日)
过去的世界在坍塌，《闺中少女》和《青春手记》戛然而止。幸而新的世界敞开了大门：她有了理想，有了萨特(至少两年)。
也有了难以排遣的相思和突然来袭的“性的需求”。1931年，萨特没能去日本，被分配到勒阿弗尔教书，而波伏瓦却被任命到了马赛。凄凄惶惶的别离，萨特很沮丧，看到波伏瓦痛苦更是心有戚戚，于是主动提出要跟她结婚，她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因为从认同萨特提出的爱情契约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然下定决心，这一生都不做依附丈夫的妻子，也不做拖儿带女的母亲。她“对生育没有任何偏见”，有时还觉得孩子很可爱，但生育和投入的写作“似乎是水火不容的”，写作要求有“很多的时间”和自由，而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完没了的责任和束缚。
第二个回合：自由战胜了婚姻。她放弃了生育，她选择继续写作(尤其是和萨特一起写作)。回忆录为我们描绘的是一条义无反顾的“自由之路”，在挣脱世俗囚禁女人的牢笼之前，如何让自己先学会勇敢，学会独自飞翔。
三
1932——1936年，波伏瓦被派到鲁昂教书，先有了海狸、奥尔嘉、萨特三重奏，后来又有了小博斯特，有了柏林的月亮女人、娜塔莉·索罗金、万达……“偶然的爱”的小插曲带着轻率、执迷和疯狂的音符，自由也是填不满的深壑，一如欲望。最终是历史硬闯进了这群人的非典型生活，战争打破了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僵局，“偶然之爱”最终没有越界，尽管“偶然之爱”有时候并不像它所定义的那么“偶然”，偶尔也会在理智的堤坝上打开一个任性的缺口，泛滥成灾。
十年动荡(1936——1945)。世界在战争中飘摇，感情在必然和偶然的需求中摇摆，只有写作在严格遵循海狸既定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丝不苟地“实现我的人生”，做一个“介入”的知识分子，介入文学。萨特和她都先后赢得了作家的名声，开始了“灿烂”的文字生涯：十年间，萨特发表了《想象》(1936)、《恶心》(1938)、《墙》(1939)、《苍蝇》(1943)、《存在与虚无》(1943)、《禁闭》(1945)、《自由之路》(1945)、《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波伏瓦出版了《女宾》(1943)、《皮洛斯与亚内亚斯》(1944)、《他人之血》(1945)、《吃闲饭的嘴》(1945)。
海狸已经筑好巢，规划好自己(和萨特一起)的人生模式。而激情却是计划外的消耗。对萨特(或者多数男人)而言简单些，偶然的爱情每每都以痴迷开场，以厌倦收场。对波伏瓦(或者多数女人)而言却复杂得多，爱情来的时候是偶然的惊鸿一瞥，去的时候却是注定的“一寸相思一寸灰”，敌不过“命运”和光阴荏苒。
1945年，萨特乘“自由号”轮船去美国，遇到了美国美女记者多罗蕾丝·费奈蒂(波伏瓦在书中称她为M)，“他们互有好感，相当的好感”，波伏瓦感到了“担忧”。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描述了当时的焦虑：她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沉湎在写作或喝酒这两种形式的遗忘之中，哀悼韶华易逝、青春不再。她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命运(从1929年开始就和萨特维系在一起的命运)，她需要确信：契约依旧有效，自己一直是萨特不可动摇的“必然之爱”，他们之间心灵的默契和交流终究会压倒偶然之爱的浪漫和肉体的欢娱。她忍不住问了那个危险的问题：“坦率地说，您最爱谁？是M还是我？”萨特回答：“我非常爱M，但我现在是和您在一起。”
几乎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开始了她的越洋之恋。1947年，海狸只身前往美国做巡回讲座，经朋友介绍在芝加哥认识了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很快两人陷入情网，《美国纪行》尤其是《越洋情书》见证了恋爱中的波伏瓦的痴情(后来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不能原谅她的这一“倒退”)，但她一直很看重和萨特的契约，她在和艾格林关系的开始就坦诚相告：她很爱艾格林很看重他的作品，但她也希望高大的美国情人能理解她和她正在填满的人生使命。可惜艾格林并不理解(或许是出于男性狭隘的自尊)，他要她作出选择。如果她接受做艾格林的妻子，搬到芝加哥和他一起生活，那么牺牲的不只是她和萨特的契约，被葬送的还有她作为法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命运。恋爱中的她最终选择了法国。艾格林不爱她了，他要跟前妻复婚，波伏瓦悲恸不已，走路的时候“心如死灰，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
恋爱中的波伏瓦并没有不清醒：不能放任爱情，爱情是精神鸦片，让她沉湎软弱，让她再次感受到女人依附和多愁善感的天陛(或者说是后天性)。不能妥协，必须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决定，既然她早就决定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她所有的努力就要捍卫这份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这就是波伏瓦的挣扎。伴随着心碎的声音。为“自由”而割舍爱情，因为自由意味着写作，关乎拯救和自我实现，虽然人们通常不理解何为自由女性。永恒不在男女的欢爱里，生命也脆弱不堪一击，存在的虚无，很萨特的命题，也是波伏瓦的命题。不管爱情通过哪种方式侵袭萨特或者海狸的内心，关键时刻总有一种更高的需求会筑起理性的堤坝，海狸需要他，他也需要海狸。三重奏也好，四重奏也好，蓝调芝加哥也好，最终都会回到那个契约上来，死生契阔都不离不弃的文字誓言和永不间断的心灵对话。写作，尤其是在萨特身边写作，于是成了波伏瓦的一个理想姿势，定格在文学经典里，带着“自由情侣”爱情传奇的永恒幻影。
第三个回合：自由战胜了爱情。一曲蓝调芝加哥，雾蒙蒙的城市、湿漉漉的街灯、明晃晃的街道照见的都是往昔重重叠叠的影子，剪不断的前尘旧梦，伤心大西洋，三步一回头的迷醉和清醒。
四
和艾格林分手后，波伏瓦觉得自己老了，对爱情心灰意冷，不相信再有爱情。一天，朗兹曼给波伏瓦打电话请她看电影，波伏瓦激动得哭了，因为她当时是《现代》杂志的女老板，而朗兹曼是杂志的记者————犹太人，黑发蓝眼，二十七岁的漂亮小伙子————总是脉脉含情地凝视她。尽管有十七岁的年龄差距，两人相爱了，并一起度过了六年幸福时光。1955年11月，她和朗兹曼搬进了舍尔歇街的新居，公寓是用1954年荣膺龚古尔奖的《名士风流》的版税买的。1958年初，她写完《年华的力量》，稍后不久，朗兹曼和她分手，尽管这次分手是事先说好的，尽管早在海狸意料之中，可她还是感到了痛楚。她无处逃避：“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要造假也太晚了：很快，一切都将熄灭。”
存在被虚无纠缠住了，顽固的焦虑。如何在“一去不复”的时光中建构“自我”，雕刻“自我”？海狸经历的每个时刻都关乎命运，每一次相遇，每一次选择：一切都会湮灭，一切都会消逝，怎样说服自己一切也同样可以得到拯救？拿什么去拯救，拯救“我”，还有“我的爱人”，乃至世界？
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了文字。必须战斗，活着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对抗时代、对抗偶然、对抗自我，用文字对自我、对过去做一个“清算”，把它们从虚无中抢救出来，给以轮廓、给以血肉、给以呼吸，把个体的体验浓缩成一个可资大家参照、解剖、学习(乃至批评)的标本，在“自我”这面镜子里映射出了“我那个时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们，这就是波伏瓦的许诺，也是文学的许诺。如果说在波伏瓦早期作品《女宾》、《名士风流》、《第二性》(1949)中隐约可见的还是隐蔽的自我，是小说和论著的含蓄，那么波伏瓦后期作品《闺中淑女》(1958)、《年华的力量》(1960)、《时势的力量》(1963)、《宁静而死》(1964)、《老年》(1970)、《清算已毕》(1972)、《永别的仪式》(1981)扑面而来的是回忆录和随笔的直白，一种非常明确、自觉的自我建(重)构。无独有偶，这一时期萨特也出版了自传《词语》(1960，也译作《文字生涯》)和长篇文学随笔《家族里的白痴》(1971——1972)。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样萨特说：“我就是那个家族里的白痴。”)
五
在法国女作家达妮埃尔·萨乐娜芙看来，波伏瓦最大的榜样作用就是：贵在坚持，坚持自己选择并坚持自己所作出的每一个选择。通过“战斗的海狸”这个旗帜鲜明的形象，萨乐娜芙塑造了这样一个女人：认为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掌控，每个时刻都具有决定意味，而这也恰恰体现了自由。决定权掌握在个人手中，正如大海表面的波涛，时而遮盖、时而显露出海底深处的运动。但是在席卷我的波涛中，我的运动只属于我；在这短暂的斗争中，即使我被打倒，也不能不说胜利是完全属于我的，而不属于无意识的外在力量。这是海狸帕斯卡的一面：宇宙可以将我碾碎，但它浑然不知。我于它的胜利是无限的，因为我有思想，因为我有意志。爱尔兰作家约瑟夫·欧科诺(Joseph O'Connor)也认为：“人总是有选择。人甚至是他自己作出的种种选择的总和。”
创作波伏瓦评传《战斗的海狸》，萨乐娜芙选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波伏瓦的方式(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径)，从阅读波伏瓦的所有作品出发去还原这位“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复杂多重的内心世界和包围它的外界。“阅读，是一种疏离；阅读，是潜入文本的表面之下，为了能把文本掀起，看到审视、理智、批评和自省精神的薄薄的刀锋。”在翻译《战斗的海狸》这一年里，我也几乎做了和萨乐娜芙一样的溯源工作。阅读、咀嚼、反刍一摞波伏瓦著作及其传记和研究资料，我用海狸的还有别人的文字马赛克拼凑了一个自己眼中的波伏瓦形象：脆弱的、坚强的，“冒着自由的危险”(Julia Kristeva)。
“我要积聚一种力量可以让我得到永远的庇护。”这种力量，海狸找到了，不是年华的力量，不是时势的力量，而是文字的力量。尽管文字偶尔也会造成意外(如某些伤人的信件)，但文字蕴涵了一种永恒的期许，尽管海狸说：“后世，我不在乎，几乎不在乎。”修辞里的曲言法，作家波伏瓦想说的是：“后世，我在乎，甚至很在乎”。
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经历过人生的种种磨砺和考验，波伏瓦终于在这个乍暖还寒的腼腆春天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在认清她的同时认清了自己。我收到了她的信息，那个她在给艾格林的《越洋情书》、在《第二性》、在她所有关于自我建构的作品中所传达的同一个朴素而深刻的信息：我们都是他者，而我们都应该成为我们自己。
黄荭
2009年3月7日于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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