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月耀东方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和印度曾有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白马东渡，佛经东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浸润着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影响着中印两国的文化。
遗憾的是，因各种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进人近代以来，两国人民的交往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在文化方面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期间也有印度文学作品被零星翻译、介绍到中国，但两国之间并无正常的文化交流，更谈不上成功或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1924年，泰戈尔抱着沟通两国文化的目的，受邀访问中国，并因此形成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潮，也使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重新焕发了活力。当时的中国，时事纷乱，思想矛盾层叠交杂，社会和文化环境让人迷茫，甚至可以说使人绝望。在这样的复杂情势下，泰戈尔带来的印度声音，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种文化特质与中华文化具有可比性、可互为参照的东方文化，这对急于寻求中国文化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建设意义，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也正由于当时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泰戈尔对这种特殊环境的复杂性一无所知，最终使这次千载难逢的中印文化交流浯动出现了让人遗憾的不和谐音。既被鲜花的芬芳环绕，也被尖利的荆棘刺得遍体鳞伤的印度诗哲直到黯然离开中国都不明白，自己怀抱着一番善良的诚意而来，却为何得罪了历来好客的中国。但诗人对自己梦中天朝的深情厚谊，却始终未因这次交流的不愉快而有丝毫改变。
泰戈尔访华这一正常的中印文化交流活动在当时及之后的中、印两国引发了各种论争，其中蕴涵的种种文化矛盾、思想人格、社会关系，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至今仍促使着人们去寻求答案。
欧美“泰戈尔热”
1912年，对泰戈尔和世界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注定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个新起点。印度的泰戈尔，从此成为世界的泰戈尔。
1912初，泰戈尔本计划访欧，但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推迟行期，安心休养。在这期间，他把自己用孟加拉语写的诗集《吉檀迦利》翻译成了英文。同年5月，泰戈尔携儿子、儿媳到达伦敦。他首先去拜访了时任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威廉·罗森斯坦，并把英文的《吉檀迦利》交给了他。后者读后深感震动，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诗作。他将诗转给其他的英国作家和评论家读，大家都有同感。罗森斯坦于是给领导西方文坛的著名诗人叶芝写信，叶芝读后欣喜若狂，认为泰戈尔的诗表达了对永恒真理的神秘追求和莫名的情绪，而且形式清新，仿佛破土而出的灯心草一样透着生命的气息和优美的东方文化氛围，这是西方文学一直在追求却一直求之不得的诗。读过泰戈尔这些诗的英国作家和评论家，不知不觉都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罗森斯坦深受鼓舞。7月30日晚，罗森斯坦在自己家里举办了一次泰戈尔诗歌雅集，请叶芝和几位著名诗人朗诵泰戈尔的诗，大获成功。
罗森斯坦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不仅属于英属印度，而且属于全世界的诗人。他兴冲冲地找到英国的印度学会，建议该学会出版泰戈尔的这本诗集，而叶芝则同意为之作序。
10月，泰戈尔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演讲，批评西方的科学文明使人失去了生命的真意，推崇印度强调个人与世界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命哲学。
1912年11月，英文版《吉檀迦利》问世，首印750册。不久，伦敦的乔治·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了普及本。几乎英国所有的报纸都众口一辞，对之褒赏有加。泰戈尔迅即成为西方的热点人物。
正在大英帝国的世界版图内苦苦寻觅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英国皇家文艺协会负责人T．S．摩尔如获至宝，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寄出了公函，推荐泰戈尔代表英国竞逐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1913年1月，泰戈尔应邀赴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罗切斯特、波士顿演讲，出席各种欢迎集会，介绍印度和东方文明，批评西方的物质主义的罪恶。所到之处，他都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
1913年4月，泰戈尔自美国赴伦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9月，他自英国返回印度。
与此同时，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院士们正在竞读《吉檀迦利》，并为其东方色彩和韵律所迷醉。
1913年11月13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投票，13位委员中，有12人将票投给了泰戈尔。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些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①
虽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代表了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但毕竟“此为东方人第一次在欧洲得荣誉”②，而且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的胜利，是东方的胜利，因此，不仅印度人为此欢呼雀跃，实际上获此消息的亚洲国家也都在为此载歌载舞，与印度比邻而居的中国人自然也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欧洲很快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报纸、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赞美泰戈尔及东方文化。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作品，吸引了越来越多欧洲人的关注。《吉檀迦利》成了欧洲最畅销的书，仅在德国就售出了数百万册。英国女王则适时地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更是锦上添花。然而泰戈尔本人对这些扑面而来的荣耀并不如西方人那样热心。他清醒地意识到：“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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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键盘上故作庄严地敲打这些字时，我忽然意识到，我在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研究方面，竟已纠结了14个年头。当年在图书馆中一次次翻阅泛黄的旧期刊的寂寞日子，似乎又闪现在眼前；寻寻觅觅、历尽艰辛终于摸扒到相关资料的喜悦，此时似又在嘴角泛起。
2001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泰戈尔的书，名为《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内容较杂，包括“泰戈尔在华经历”，“泰戈尔在华演讲精选”，“泰戈尔来华争论文选”；2005年，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将其中的“泰戈尔在华经历”单独出版，仍以《泰戈尔与中国》为名。后来，我又陆续整理出版了《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一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我似乎在其中越陷越深，但乐趣也越来越大。在逐步熟悉泰戈尔这个在中国称得上经典的流行作家的过程中，我似乎发现，人们可能比较愿意固守自己对某人或事的固有看法，而不愿意，或想不到换个角度，将熟悉的“陌生化”，就可获得新的认识，获得新的愉悦。泰戈尔的世界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我们很容易只看到“飞鸟”飞过、“园丁”荷锄、“沉船”消失在地平线……就以为读懂了这座山，而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多往山上走一步，往山里多挖一铲，就会有意料不到的惊喜等着我们。我想，自己可能会永远读不懂这座山，但我至少能做到每天尽可能多走一小步，多挖一铲。
实际上，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很多前辈已经或正在这座山上孜孜耕耘、播种，而我，目前仍只是在他们深翻过的土壤中刨一点食而已。谭中教授的一次次叮咛和鼓励，魏丽明教授的信任和热情，于我都不啻为鞭策，并使我有了一种归队的感觉。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也倍感压力，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以后再无散兵游勇的自由惬意了。谭中先生慨然为这本小书赐序，我视为是自己被接纳为这个平静、努力的研究队伍一员的标志。
本书是在《泰戈尔与中国》一书基础上，根据最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全面修改而成，希望不会让感兴趣的读者过于失望。
我与泰戈尔结缘，首先要感谢陈思和老师；1998年的一次河南之行，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学术生活；恩师贾植芳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也一直鼓励我沿着这条道路认真走下去。2008年，先生仙逝，我至今仍时时怀念在他身旁放肆无忌的时光，这本小书，也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使我的泰戈尔之旅得以延续。
我的研究生陆文媛帮我整理了1949年以后国内有关泰戈尔研究的部分论文和著作目录，在此致谢。
感谢我的家人，容忍我一次次许诺之后仍只能以清苦为伴。没有她们的支持，我可能早就半途而废了。
感谢所有因泰戈尔结缘的学者、朋友。
感谢泰戈尔！
孙宜学
2012年6月25日
沪上“一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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