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篇：扶“瑶”直上
作为中国经济、金融、文化和航运中心的上海，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是远东的第一大都市，当时的现代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远在东京和香港之上，享有“东方巴黎”的美誉。十里洋场的上海，交溢着古老文明和新时代的气息。早期伦敦出版的《上海》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传奇都市。环球航行如果没有到过上海便不能算完满。她的名字令人想起神秘、冒险和各种放纵。”上海既是封建的中国渐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桥头堡，也是西方文化嫁接东方文明的一片热土，外国人长期处心积虑在上海开设银行、股票交易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到处修建各种工厂、医院、电影院和音乐厅；列强不断移民并为之建造办公大厦、居住的房屋，搞越界筑路大大地扩大租界的面积，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生活多个方面绵绵不断地、深入地渗透进来。在那一时期以上海为时代背景的历史记载中，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尤其是租界发展过程中的浓厚的殖民地经济和文化的烙印。社会进程中的财富集中造成了两极分化，有的成了有钱人，更多的是穷人，有的更沦落为赤贫者，由此引起了各阶层（士、农、工、商、学、兵）一大批有识之土对现状的不满，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在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了，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那些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物品————模糊的黑白照片、发黄的月份牌、昏暗的汽灯、锈迹斑斑的怀表和破旧的老爷唱机，隐隐约约地散落在庞瑶琳孩童时期的记忆里。庞家“庆珊”
1934年7月，庞瑶琳出生在上海市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行三，也是庞家的第三个女孩子，父亲便冠与小名“庆珊”。
庞瑶琳的父亲庞伯龙出生在苏州，后随父到上海居住。祖父虽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识文断字，聪明能干，早年移居上海谋生。家无恒产，在富有的本家堂兄的丝绸贸易行业中任职，靠工薪为生。庞伯龙青年时好学求知，深受本家族人重视。高中毕业后，经族中长辈公议由本家富有的伯父全力资助，得以在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学习，震旦大学是法国人在1903年创办的天主教会学校。1928年大学毕业后，他本有机会去法国深造，但是祖父以“父母在不远游”、“娶妻生子延续香火”为由坚决不允。且以“古来讼师甚伤阴德为由”，不准以律师为业，此乃庞伯龙一生的遗憾。庞伯龙后来经老师介绍留在震旦担任法语教员，他没有加入教会，也不参与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转至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法语，直至退休。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出学文科求职难的观点，他的大部分子女受其影响，从小树立了学好数理化、将来学理工搞工程技术的志向。
庞瑶琳的母亲吴淑和是安徽休宁人，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在晚清时在京为官；父亲未从政，经商。随着外国资本及本土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他们也经历了和徽商由盛至衰逐渐式微一样的命运，尤其是在日寇侵略时期遭到致命的打击。吴淑和随在上海置业经商的父亲迁至上海居住。徽商一向尚文惜才，吴淑和的父亲在为女儿选择婆家时，把女儿许配给了在震旦大学任教的青年才俊庞伯龙。吴淑和性情温和、宽厚贤惠、聪慧好学、知书达理。年少时在家受旧式教育，能背诵很多古文、唐诗宋词。成年后，更爱学习新学，从不迷信，是一位具有一定文化，拥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妇女。母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子女们书法的启蒙老师，成为对子女教育最关键的人。
庞瑶琳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三个弟弟，父亲工资收入不丰但还稳定，有特殊情况时，得外祖父资助，尚能保全家安定温饱。父母一贯重视子女教育，子女教育经费是一大笔支出，每年春秋两季的学杂费等随着家中子女就学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日伪占领上海期间，外祖父方面的资助已断，母亲只得设法变卖陪嫁（首饰等）来解决困难，以保证子女们的学习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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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庞瑶琳院长，是在2013年春暖花开之时北京地区部分大学女校长、女书记江南行考察活动中。愉快的旅行结束后，在回京的高铁列车上，刘继南校长希望我完成“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研究”课题中庞瑶琳院长的个人传记。实际上，自2011年该项课题启动以来，作为国内大学女校长个案研究的对象，庞瑶琳就已经被列入传记写作范围。只是由于她本人一直很谦虚，认为自己在职期间的业绩不够辉煌，不足以成书出版，此事才一直没有启动。
为了说服庞院长接受我的采访，我还真是在说什么和怎么说方面动了一番心思，希望不说则已，一旦开口，提出的理由最好让她无法拒绝。在第一次电话沟通未果的情况下，我给庞院长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信的内容不长，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四批赴苏联留学，后回国报效祖国的学子，庞院长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如果缺失这一内容，课题将不完整，更不完美；其二，我已经从《北京化工学院志》中了解了庞院长担任化工学院院长期间的所为，业绩显赫，开创了化工学院辉煌发展的新篇章；其三，明年7月26日是庞院长80岁生日，作为老朋友，刘继南校长希望把这本传记作为一份特殊礼物，在庞院长的母校清华大学为她庆祝80岁生日时呈现给她。
与其说是我说服的理由充分，不如说是庞院长不忍心打消年轻人工作的热情，她终于同意接受我的访谈。后来，庞院长开玩笑地对刘继南校长说，一不小心，上了她的“贼船”。刘校长幽默地回应：“你上了我的船不假，我的船可不是‘贼船’，是一艘能充分展示女性风采、传递全球教育界精英女性正能量的大船。”
2013年5月1日那天，我开始了第一次与庞院长的近距离接触。一整天，她都在和我聊她生动的往事，中午还亲自给我做了上海风味的菜肴。虽然是第一次吃，却很习惯，感觉味道很好，至今难忘。
在庞院长的积极配合下，采访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除了与她本人深谈之外，对于我提出的其他采访要求，比如，她当年的搭档、同事、她不同阶段的同学以及她的家人，她都一一满足了我。此外，庞院长还慷慨地提供了一些文字资料，包括她当年在莫斯科大学聆听毛泽东主席演讲后的心得，都一并给了我。这些资料对于我了解她当时的想法和她所处的时代背景起了很大的作用。
越是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越是感到庞院长成长经历的不可复制。在我心里，将她尊称为女神级人物。学业方面，堪称“学霸”；事业方面，所向披靡；家庭方面，和睦幸福。庞院长的经历，令多少人可望不可及。正如某些人所言，他们那一代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是在时代模子里被锻烧出来的一个模板。
带着敬仰的心情，我开始了艰难的写作。由于白天要按时上班，凌晨闻鸡起舞的我经常是思路最清晰、感觉正浓时就要收拾东西赶班车。我是一个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的人，经常沉浸在一种状态中不能自拔。由于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字斟句酌，结果几次坐错班车和地铁。一次由于搭错车跑到顺义天竺镇，当绕回学校时已经是午饭时间，同事们得知缘由忍不住捧腹大笑。另一次地铁坐错方向，一句“八宝山到了”，我才如梦初醒，一个箭步窜了下来。
写作的过程很艰辛，但也充满乐趣。虽然数次修改，但只要传主满意，就是最大的收获。
2014年5月1日，也就是从第一次采访开始整整一年后的那天，我去庞院长家取她审阅修改后的稿件。那一天，我们手挽着手，她一直送我到地铁口。路上，庞院长说我们以后是朋友了。我很感慨。我说，我好像刚刚开始懂您。
其实，写传记也是一项充满遗憾的工作。一开始，对写作对象并不十分了解，了解的时候，工作也结束了。
最后，我更多地想说的是感谢。
感谢庞院长对我工作的支持，让我有机会了解她丰富人生阅历。
感谢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是他们的大力支持，使我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尤其要说明的是，岑洁帮我整理了大量的图片，在此特别致谢。
感谢出版社的王进总编，对稿件进行细致的修改、审阅；感谢副编审李水仙平日的沟通与协调。
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两位侄女，在繁忙的工作中帮我整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访谈录音，节省了我大量的时间。虽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但她们对我工作的支持，让我感到温暖。
特别要向刘继南校长致谢，感谢她为我提供了如此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学习并经受历练。
姚玉芹
20］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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