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越的不只是海
今天，我们生存的这个美丽星球，已经不是那片神秘尊贵的“后土”。通过太空中绕地飞行的卫星，人类再没有了视觉中的死角。无论是山的那边，还是海的那边，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但是，如果把时光拉回到400年前，这个星球却是那么的神秘。在浩瀚海洋的那头，遍布着旧大陆人们眼中的“处女地”。
海的那边是什么?让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们不惜干难万险也要一探究竟。
在地球的南半段，东隔非洲大陆、西望南美大陆，茫茫大洋上，一块孤独的陆地，遗世独立。在很长时间内，她甚至不可能出现在向往着海那边世界的人们的想象中。她是如此遥远和偏僻，以至于和她的相遇只能是一种偶然。
但是，偶然之中毕竟存在着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
于是，“偶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7世纪时的欧洲，人们已经发现了海那边的世界。越过大海，成了那个时代好奇心的最好表征。
大洋洲，这个存在着的“不存在”，从此开始在人们眼前逐渐清晰了她的轮廓。
1606年3月，荷兰探险家詹斯绘制了澳大利亚人陆约克角(昆士兰州)西部的海岸图。同年晚些时候，西班牙探险家路易·凡·托雷斯航海经过了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海峡。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欧洲探险家和贸易商继续绘制着澳洲的海岸线图。
他们把澳大利亚叫作新荷兰。
只不过，这时的新荷兰，只是探险家路畔的风景————没有被赋予价值的土地，也只不过是风景而已。
大英帝国狭长的海岸线，将她和欧洲大陆分割开来，岛国对于陆地的渴望，几乎是一种本能。新兴帝国快速增长的国力，则把这种本能化作现实。
英国人来到“新荷兰”并不算早，直到1688年，威廉·丹皮尔才成为在澳洲海岸登陆的第一位英国探险家。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关联，在欧洲人发现这块大陆82年后，从此明确下来。
1770年，著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驾驶“努力号”，进一步绘制澳洲大陆东海岸图，并以英王名义声称拥有该地主权。
此时，这块辽阔而富饶的大陆，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她的价值。她起初的作用现在想来，近乎是一种亵渎————由于她距离英伦三岛是那样遥远，不必担心会有人像拿破仑一样从被幽禁的厄尔巴岛游回大陆；她又是那样的空日广'有无尽的土地提供足够大的空间。于是，英国人决定将其新领地用作囚犯的流放地。
1788年1月26日，亚瑟·菲利普率领由11艘船只组成的第一舰队，携带1500人抵达悉尼港，并升起英国国旗，澳大利亚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来，这一天被定为澳大利亚国庆日)。
这1500人中，有一半是囚犯。
到1868年，英国共向澳大利亚运送了约16万名男女囚犯。这16万人最终在这块空旷的土地上获得了自由，也一样成为澳大利亚开发史上的先驱。
好在，澳大利亚明珠蒙尘的时间并不长。
1797年，约翰·麦卡瑟由好望角引进美丽诺羊，澳大利亚畜牧业开始快速发展。
而金矿的发现，向世人证明这块印象中的“不毛之地”蕴藏着极大的财富，昭示了这块大陆无限光明的未来。
来自欧洲的移民开始涌向这里“淘金”。
从此，跨越海洋的人们不再是那些被迫在这座孤独的“大岛”上彳亍的流放犯，更多的，是渴求新生活的追寻者。
澳大利亚南部沿海的一座城市，就是在这一淘金潮中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在1901年至1927年间甚至成了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至今还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文化首都”。
她的名字叫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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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也算读了不少。学中文的人大多以诗人自居，除了风流自赏之外，对于手下的文字功夫还是有几分自信的。我也一样，一直都觉得写作不是太困难的事情，等哪一天心情大好、心境适合，也不妨写部小说什么的，圆一圆当年的“文艺青年”梦。
2010年，刘继南教授给了我圆梦的机会。她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中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群体研究》，规划了数十本中外大学女校长传记写作。出于对我的信任，她特意把自己极为欣赏的一位大学女校长的传记嘱我撰写。
幸福来得有些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传记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并不占有多大的分量，一直以来，我都存有一种偏见————传记的文学性有限，而且他人的生存固然珍贵，于我而言，却不大有了解和借鉴的必要。所以，如何写传记，如何写一部有吸引力的传记，无论在认识上还是技术上，都缺乏足够的基础。
不过，“长者赐，不敢辞”，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万般艰辛，且待以后分解了。
我的传主朱迪斯·甘丽雅，在见到她之前，起初的印象首先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女校长。心理上的一点亲近感，源于她和我母亲同龄。凭着这样一种尊敬和亲近，我开始了对她的了解。
从网上了解到的那些信息，是支离破碎的。好在“老太太”(我们对刘继南教授的昵称)为我创造了当面采访的机会。2011年1月，我与其他几位同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去采访甘丽雅和她的同事、朋友，以及其他的几位澳大利亚大学女校长。
初见甘丽雅，她身着正装，以在职时的“外交礼仪”非常正式地接待了我们。言谈举止间，显现出很地道的“校长范儿”。甘丽雅为我们安排的采访计划是两个多小时的当面采访和在墨尔本大学的一顿正式午餐。让我颇为惊诧的是，对于我此前通过邮件进行的书面采访，她准备了厚厚的一本资料并刻录好了光盘。但是，需要借助翻译的采访，两个多小时的长度，容量实在是有限。跨越万里的采访，机会难得，岂可如此虚掷？经过与甘丽雅的协商，她答应我当天晚上在她的好友马丁教授家，继续接受我的采访。居家的环境，让我能够提出一些更加私密的话题。晚上的采访，比白天的气氛明显顺畅多了。
告别了甘丽雅，我们又赶到澳大利亚悉尼去采访她当年在悉尼大学的同事，后又飞往新西兰，到梅西大学的惠灵顿校区和北帕默斯顿校区采访她的同事和朋友。
因为采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飞机上过除夕，并第二次没有回家陪老人过年(第一次因博士论文写作)。不过，采访的收获弥补了缺憾。
这次采访，一方面给了我信心————甘丽雅的配合，消除了我对写作中可能出现的资料匮乏、沟通受阻等方面的疑虑；一方面也让我感到不安————我的传主虽然不算是不健谈，但好像也并不善于讲故事，她充满理性的分析与回应，让我对传记未来的可读性充满了担心。
第一次采访结束后的工作，是对甘丽雅提供的资料进行翻译和整理。渐渐地，在我眼中，甘丽雅从一个大学女校长，一层层置换为一个学者、一个教育者，一步步还原为一位女性、一个普通人、一段曾经坎坷的童年……我很羞愧地发现，此前自以为全面周延的采访设计，不过是浮在表面的自我设定，我想要了解甘丽雅的，比我列出的要细致得多；我想要了解的甘丽雅，也远比我想象的丰富得多！
幸好还有机会。2011年10月，甘丽雅来中国参加在厦门举办的第五届大学女校长论坛，我得以全程陪同，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更加充分的条件，近距离观察，长时间接触，较全面交流。从机场接她出来，用Chinglish和她还算顺畅地交流；陪她爬香山，在香山公园和老年卡拉ok团一起唱歌；在福建一起参会，一起参观土楼……甘丽雅的第25次中国行，我成了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记得在北京国际饭店，她的眼镜坏了，此时已是下午4时，由于要参加朋友为她举办的晚宴，时间很紧，对北京CBD地带几乎和她一样陌生的我，徒步到百盛为她修好了眼镜，当我满头大汗地跑回国际饭店时，甘丽雅的眼神告诉我，“Doctor Zhang”赢得了她的友谊。
如果说第一次接触并没有带来特别深切的感受，对甘丽雅的解读主要还是依靠她提供的资料的话，那么，第二次的相处，我阅读的，是她本人。
和甘丽雅的接触远没有结束。2013年5月，甘丽雅受刘继南教授之约，第26次来到中国，到她神往已久的西藏旅行，参观她此前未能成行而引以为憾的兵马俑和泰山。我因母病，未敢全程陪同。但一来一去，都参与了接待。此次交往，少了许多客套，多的尽是自然。当甘丽雅主动提起陪同的王文渊老师是否遇到了心仪的姑娘时，我终于见到了她闻名已久却难得一见的“幽默”。
未敢忘记写作的任务，当面向她展示了传记的结构，翻译了章节的标题，介绍了传记的细节，得到了她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向她提出了进一步的采访要求。
甘丽雅是高效的，回到澳大利亚两周后，就接到了她的邮件回复，说文件光盘已经寄出。不过，收到她的包裹，却是在半年之后了。
接到她提供的资料，最后一次对甘丽雅的阅读，是研究。
必须向读者坦陈的是，我对于文学写作的自信，其实是一种幻象。它来自于一种毫无道理的自以为是，又被近20年来的专业领域和学术研究摧毁殆尽。我是搞语言学研究的，对于语言规范近乎本能的追求，使我的文笔在少犯错误的同时变得平板无趣。对于自己先前一直强调的要“学会讲故事”，我也悲哀地发现，有时候，想学，也是学不会的。
因此，呈现在您眼前的，可能不是一个会让您手不释卷的、津津有味的故事。为了不至于让人读不下去，我“狡猾”地采用了散文式的写法：段落很短，也追求文字的精警。至于是否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就只能请读者评判了。
文责自负，如果对朱迪斯·甘丽雅教授的描述不够完整、有失准确的话，那是我的失误；如果这本传记没有体现甘丽雅多彩多姿的生活和富于传奇的人生的话，那是我的责任。这应无损朱迪斯·甘丽雅精彩的人生，也无损刘继南教授对于大学女校长研究的一片苦心！
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是对我写作能力的一种挑战。挑战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压力也是机遇，但对我而言，这一挑战的应对也许并不成功，留给我的只有压力。
所幸我得到了另外的补偿。
阅读一个人的人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有时候能从中发现我们自己————也许是同样艰辛的过去，也许面临几乎相同的问题，也许是情怀相近的感动与共鸣；
有时候能从中观照到未来————传记的历时性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事物的发展脉络和因果关系，人生总处于成长之中，他人的精彩尽管不能复制，但“以人为鉴，可证得失”，把他者作为一种参照，可以矫正前路的走向，指向更为完善的未来；
有时候不知不觉间丰富了自己————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都只能引领一种生存，但人世间不只有一条路径、一种精彩，在阅读他人的同时，我们仿佛也那样活了一回，体悟到生命的丰富和无穷、伟大与神圣。
该说致谢了。
刘继南教授当然要排在感谢的首位。这是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与长辈。仅就这部传记来说，没有她的推动，也就没有项目本身；没有她的支持，也不可能与传主做深入的沟通。
感谢李晓华教授，他带团去的澳大利亚；感谢龙小农老师，我们彼此是对方采访时的摄像师、摄影师；感谢王文渊老师，他是澳大利亚之行的翻译，也是甘丽雅西藏之行的陪同人员；感谢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黄鑫老师，为我翻译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感谢丛书的专家顾问尹廉钊先生，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也给予了充分的鼓励。
感谢李水仙女士，她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协调人，作为一名称职的“债主”，她“无情的逼迫”总是那么有效；感谢本书责编王雁来女士，作为最后的把关人，她工作细致认真。
无论如何，我或成功或失败的写作，让我的这位传主又在她人生诸多的“第一”上多了这么三项：第一批在中国出版个人传记的澳大利亚籍大学女校长、第一位在中国出版个人传记的新西兰大学女校长、第一位由张政法撰写传记的“幸运者”！
对此，我忐忑而自豪！
张政法
2014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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