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0年，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主持制定《北京高师规程》、《北京高师五年计划书》，将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英语、理化二部，扩充为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理化、博物六部，在校学生也从一百多人扩充至近千人。增设附属中小学、教育研究科、职工养成科、体育专修科及东三省师范养成班；筹集经费，完成各科实验室、研究室、图书馆、体育馆、工业部之建设；倡设运动会、辩论会、游艺会、新剧团、雅乐团、讲演会、平民学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形成了日后北京师范大学规模雏形。可以说，北京高师在陈宝泉主政时期成绩斐然，是北师大历史上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之一，不仅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全国各地中等学校各种师资的需要，而且为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系科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陈宝泉十分重视高师教师队伍建设，提倡教师游学游历，吸取各地教育的长处，以丰富知识，增长才干，提高素质。他认为资遣师范学校职教员游学、游历有以下好处：“一、经验与学问相调和，可以免偏重之弊；二、教育者有所希冀，则热心从事之人日增；三、资遣职教员游学，教学相长，较之遣派学生，事半功倍；四、游学、游历之人日多，则内外知识可以互相交换；五、促进师范教育之进行，则国民教育根本自固。”为了提高北京高师的学术水平，陈宝泉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来高师任教，如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璜、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40余人，尽一时之选，从而使得北京高师的师资力量一度十分雄厚。陈宝泉尤其重视延聘留学生任教，北高师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专职教师毕业于国外专门大学。为了延揽留学生就职于北京高师，陈宝泉在考察美国教育期间，亲自同留美学生座谈，邀请他们毕业回国后加入北京高师。其中，有“河北三杰”之一称号的李建勋，就是在陈的力邀之下，回国后就职北京高师，后来成为北京高师的校长。同时，他还利用高师坐落首都的区位优势，极力吸取北大等校教授在北京高师兼职，如马幼渔、沈士远等。陈宝泉在大量吸收文科学人的基础上，还大力发展理科，延聘知名教授任教，使得北京高师的理科也相当优秀。
陈宝泉管理北高师采取校务公开原则。他不仅及时借鉴北大的改革经验，而且在推行学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使北高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阵地。陈宝泉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能正确处理继承祖国传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他曾在《国民镜》中鲜明地指出：“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他强调大胆学习外国，并引俗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国家若不取法各国，何以富强呢？”正确的态度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本国为“完全独立之国”。基于这种思想，陈宝泉在执掌高师期间，身体力行，多次考察国内外教育，如1915年率北京高师附小(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主任郑际唐、北京高师附中(今北师大一附中)主任韩诵裳参观江苏、浙江教育；1917年与黄炎培、郭秉文、蒋维乔等参观日本、菲律宾以及广东、香港教育；1919年与袁希涛等率领“中华民国欧美教育观察团”出访欧美，在美国时，由著名教育家孟禄等陪同参观，并邀孟禄访华。在美国，陈宝泉还热情会见了张仲述(张伯苓胞弟，后曾于1923年主持北京师大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的中学课程研究班)等留学生代表，邀请他们回国任教。
在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陈宝泉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集会和学术团体的领导工作，由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会长的重要教育社团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北京教育学会、天津县教育会、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等职。又与张元济等发起师范讲习社，编辑出版《新体师范讲义》。1915年参与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历届年会均参与主持。1917年1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4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9月向教育部提交关于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的呈文，获准施行。同年在北京高师主持召开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与钱玄同、黎锦熙等创编白话文教科书。陈宝泉十分重视国语的普及，并把国语普及和提高国民性结合起来。“教育重要的一方面，第一在培植国民性；国民性的要素第一要有统一的语言。”“一国之历史与其语言文字，实为其国民之所由结合，亦即为其国民特性之所由养成。”他大力支持钱玄同、黎锦熙开展国语普及活动，使北京高师成为国语普及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1919年3月，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会，由陈宝泉、蔡元培等九人组成，陈分别担任普通教育调查股、师范教育调查股成员。同年，与袁希涛共同创办中华博物学会，任副会长。
陈宝泉在“高师改大”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山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他就与邓萃英联名提出了《设置师范大学案》。1922年以后，他以教育部官员身份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与梁启超、张伯苓等9人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董事。除在教育部任职外，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课程。从1925年起，他整理讲义，三易其稿，编著成书，于1927年正式出版。《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准确地绘制了各个时期学制系统图，为后来的中国教育史书所取法，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综上所述，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达9年之久，是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两校长之一。从校址的开辟，校舍的建筑，到教员的延聘，系科的设置，直至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都是由他主办的，“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陈宝泉既是北京高师的主要创办人，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奠基人与创办人之一。为了表彰陈宝泉的光辉业绩，北京师大分别在不同时期建有筱庄楼和筱庄斋。P46-49
《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丛书，经过近3年的磨砺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各界先生、朋友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北京师范大学的诸多名师学子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杰出才俊。大家都有一个鹄的：即弘扬北京师范大学学风校风、振兴教育，并以此促进社会进步。他们有的在百忙中拨冗撰稿；有的翻箱倒柜找出尘封多年的资料和照片；有的为我们审稿、定稿、提出宝贵意见；……
在此，我们要感谢所有为我们提供稿件的先生、朋友，特别是蔡春、张戡、聂石樵、王永潮等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穆立立女士带病撰稿；……他们认真、负责，甚至忘我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其他作者恕不一一介绍。尤其使我们痛惜的是邓见宽先生没有等到丛书的出版就谢世了。
我们要感谢为丛书审稿的王文采院士、傅熹年院士、杨绛先生、宗璞先生、蔡春先生、魏群教授、马新国教授、王锦贵教授、徐迪生教授、郭大顺研究员、苏恺之研究员、赵增翰研究员，等等。在这些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们的稿件反复推敲，力求精益求精。
我们还要感谢国家图书馆和师大档案馆、校史研究室、校友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参加本套丛书工作的还有王明泽、邵红英等同志。
编者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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