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逊自述
舒嶂／译
上面决定派军队(海军第四陆战队)去上海，于是，我前往那里，并于1927年2月抵达。身为军营作战官，我参与制订了上海的防御计划。
6个月后，由于我们缺少有组织的正规的情报服务，决定组建一个情报部。我被选派为海军第四陆战队的团部情报官————就我一个人。我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但还是硬着头皮干了。于是，我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组建政府。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总部报告中国的形势。1927年至1929年我学会了关注政治走向，而且想办法了解国民政府的动向。由此我的思维模式步入了政治轨道。
1929年6月，我作为海军上将马克·L布里斯多夫的参谋成员参加了孙中山的葬礼。1929年9月我回国。
离开尼加拉瓜前，我接到海军第四陆战队队长基尔戈上校的信，要我再回去当情报官。尼加拉瓜工作结束后一个月，我就又启程去上海。……基尔戈上校5月份逝世，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于是我请求调到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当副官。
我想学中文。在上海3年，我始终关注中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情况。我现在要学习的是历史和文化知识。1933年年中至1935年，我同妻子(埃德尔·索耶·卡尔逊)居住在北平。
在北平时，我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这份刊物原来只是登载美国一本杂志上的文摘。我利用这份刊物来改变500名公使馆卫队士兵的看法。这些士兵对中国人或漠不关心，或持敌对态度。中国的情况非常典型，他们喝醉了酒，就在街上追逐中国人，每天都有士兵因争执而被抓起来。我认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道德规范”和教育使之改变。我自己创造了“道德规范”这一词而且首次在北平使用它。
《公使馆卫队新闻》具有教育意义。它刊载诸如路标、天坛介绍和与中国历史故事有关的文章。社论的篇幅有250字，我总是想法用道德的约束来使士兵们改变对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只是不同种族的人。
里克西上校支持这一计划。他同意我为士兵开办公使馆卫队语言学校。90人报名，选出50人参加。课程是教400个汉字，并且学会如何用罗马字母拼写这些字，历时大约一年，我是主任。两年间我每天早晨7点至8点在助教的帮助下学习中文，已经学会了五六百字，能够在课堂上使用了。
这所学校充分体现出教育士兵的重要性。在3个月内，士兵在执勤钟点时的违法乱纪行为减少到每周三四次。我讲授各种课程，卫队的整个态度改变了。我让士兵学着说中国话，士兵们也以能与中国百姓讲汉语为荣。他们第一次与中国人友善相处，在6个月内没有出现犯法行为，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我认为违法乱纪行为是观念导致的，不过里克西也帮了忙。后来在上海也是这样做的。
我1935年回国，在匡蒂科担任莱曼少将的随从参谋。我还希望有机会把我对中国的观察归纳整理。为了获取美中关系的法律背景知识，我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去听了一学期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课程。乔治·华盛顿大学是晚上8点到10点授课的夜校，希尔教授管这事。我写了3篇论文，最后得了B。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论述外国陆海军驻扎中国的法律依据。我发现外国战舰驻扎中国仅有的法律依据是1860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为追逐贼盗而立的一项条款。
另一篇论文是论述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我一直追溯到丰臣秀吉。还有一篇是论述通过海军陆战队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外交。
这时我已证实租界特权和治外法权以及外国人的普遍态度都是帝国主义的。这是我从尼加拉瓜到现在才逐渐认识到的。
我将法律问题的论文推荐给了《海军学院文件汇编》，论海军陆战队的那篇给了《海军陆战队杂志》。
后来在上海，我给《密勒士评论报》和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写书评和社论，都不署名。
我想做中国专家，所以计划回中国去当一名语言官。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于是我于1937年7月31日乘船离开西雅图。我在海上航行时，上海事变爆发了。我早就料到中国要发生战争，看来现在时机成熟了。
战斗打响后的第5天(8月18日)，我在上海登陆。1937年11月19日，战斗结束后一个星期，我离开上海。我去了南京、汉口、西安，又去了山西。1938年3月1日，我回到武汉，完成了第一次旅行。我徒步和骑马的行程共计1000英里。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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