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国宝没想到，他的“谦辞”竟歪打正着。事实证明，面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土国宝的才干确实难当其任。当时，清军虽已攻陷江宁、扬州等地，但不少地方仍有零星抵抗。身为一介武夫，土国宝一开始在军事上尚且发挥正常，原南明漕运总管田仰以崇明为根据地，经常袭击周边地带，骚扰清军，土国宝率军前往剿灭，“俘斩甚众”。但接下来的一个对手，却让土国宝吃尽了苦头————原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抗清阵亡后，扬州城惨遭十日屠城，史可法督师扬州时的手下监军吴易仍组织残部，出没太湖一带，与清军展开水战。残明皇族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后，欲发展敌后武装，又对吴易加封官爵。吴易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曾攻人吴江，杀掉清朝新委任的县令，将库藏洗劫一空，并在水上大败清军援兵。清将吴胜兆沮丧地说：“渡江以来，未有此败!”(事见计六奇《南季南略》)
土国宝对吴易这个对手头疼不已，派人招降，不从，便“檄兵防剿”，布置攻防。不久，吴易手下一名“侦卒”在松江被擒，土国宝如获至宝，亲自审讯，此人供出苏州诸生王伯时、隐居处士文乘等，都是吴易的同党、潜伏的“内应”，土国宝于是“缚二人杀之，籍其家”。但文乘是当时的江南名士，是大名人文天祥、文徵明的后代，也是崇祯朝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文乘临刑前赋绝命诗云：“三百年前旧姓文，一心报国许谁闻。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吊白云。”此诗一经流传，人们纷纷将文乘的死与抗元英雄文天祥联系起来，民族情绪更加昂奋。这一事件，也使清朝收拢汉族士人的政策受到很大打击，所以朝廷闻知非常愤怒，特意下旨“切责国宝擅杀”，最终“下所司察议”，给予“降调”处分。
顺治四年八月，土国宝受命“以布政衔管江南按察司事”，逐渐得到复用。顺治五年五月，土国宝官复原职，“仍授江宁巡抚”。土国宝复出时，江宁一带战事已停，他也随之转向经济管理领域，动起了“创收”的脑筋。清朝接管江南后，苏、松、常、嘉、湖五府仍沿用明朝惯例，每年需向朝廷缴纳专供宫廷和百官享用的粳、糯一类额外漕粮，称为“白粮”。同时，清廷为了安抚民众，决定取消过去“民以为苦”的由民户输运的做法，恢复明朝初年曾实行的白粮官运制。土国宝为此进言说，过去民户为运送白粮“往往倾家”，如今改为官运，则增加了官府的经费负担，请求准许在苏、松、常三府向民间摊派运费，并表示这样做在为朝廷节省经费的同时，百姓负担并不会因此增加很多，应是“民皆乐从”。但此时清廷统治伊始，正极力推行“仁政惠民”的举措，当即降谕驳斥：加派运费做法有违减负民间的弘旨，岂容轻议!为慎重起见，朝廷下令有关部门查核，以弄清输运白粮中是否果有“官运经费不敷”的问题。部臣查后回禀，认为经费“未尝不敷”，如果能杜绝“克减、虚冒诸弊”，还能富富有余。土国宝的“创收”动议于是遭到驳回。
土国宝作为一名深染明末劣习的军阀，降清后仍惯于各种虐民敛财的做法。早在他担任江宁巡抚之初，还在为扑灭残明武装而焦头烂额之际，即已将贪婪的目光瞄向了江南土地。自古官绅中开明仁义之士有置办义田、恤贫助困的良好传统，明嘉靖年间名士顾正心家境殷富，曾在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一带)置义田四万零八百余亩，用以“膳宗族、助差徭者”。土国宝初抚江宁，即以供给兵饷为名，趁战乱到这片义田中强收稻米四万三千余石。土国宝受处分被“降调”之后，此事暴露，清廷户部尚书巴哈纳、谢启光等核议：“兵饷、匠粮，皆有正项取给”，不应擅用义田之米，主张“责国宝偿还”。顺治六年，土国宝再次疏请“加派民赋”以佐军需，给事中李化麟疏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东征西讨，兴师百万，未尝累民间一丝一粟。今国宝遽议加派，开数年未有之例，滋异日无穷之累。”于是，朝廷批复：“黜国宝奏不行。”又一次将其敛财冲动打压了下去。
顺治八年，少年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开始推行其崇儒亲汉、廉政抚民的施政理念。当年十月，即有巡按御史秦世祯疏劾土国宝的贪敛丑行，说他以增造营房为名，于苏州府城内“按廛纳税”，敛银数万两；又“逾额滥设胥役”，借机婪取数千两。此外，土国宝接受嘉定知县随登云的赃贿，纵容他采用绑票手段，“每指富家为盗党，入财乃释”，公然敲诈民间财富。土国宝还接受其外甥、武官杨国海每月馈银三百两，放纵他违法经营，“市私盐及硝磺”牟利。疏上，土国宝等人被革职候审。就在即将被逮捕前，土国宝“畏罪自经”，悬梁而死。随后，其犯罪事实“鞫证皆实”，家产也被追赃人官。
三千年前商周之变，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一臣不事二主”的士节观念便已深入人心。于今看来，这种“抱节守志”虽忠君色彩浓厚，但作为“忠孝节义”的组成部分，却也支撑了古人做人为官的完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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