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我和静宜带上计划书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列车在萧瑟的原野上飞驰，我的内心极为忐忑不安。这次北上之行的成败至关重要，我预计在北方的靳、高两家众多亲友的投资，将构成铅笔厂初建时的主要资金来源。我当时注意的目标主要是靳家，然而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
我和静宜在北平家中稍事逗留，把分家所得的两间市房委托常州的亲友卖掉，便直奔天津靳云鹏家。靳家很富有，但主要是地产。靳云鹏当时也办了个鲁达公司，有许多厂矿，由于经营不当，没有赚钱，有些甚至亏损严重，因而对办工业没有多少好感。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到靳家没见到靳云鹏，掌握着靳府财权的姨太太(靳云鹏的大太太精神失常后，她成了实际上的正夫人)招待了我们。待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很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个鲁达公司，赔了不少钱，暂时不准备再投资工业了。”我估计这恐怕也是靳云鹏的意思。
旧中国的封建军阀一般不肯轻易投资工业。他们认为工业的冒险性太大，弄不好就要蚀本，还是经营土地比较安全可靠。靳云鹏也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土地。在山东，靳家的土地连接了邹、滕等县。到后来，靳云鹏甚至对土地的可靠性也产生了怀疑，又花了大量的钱购买了大批古董和古书画，藏于密室，传于后人。
靳云鹏的田产当时由其三妹、静宜的三姨靳云鸽(解放后用名)管理。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本是一个文盲，40岁上才开始认字，逐渐学会了写写算算和丈量。靳云鹏的土地得以迅速发展、集中，全赖她的经营得力。她买土地从不夺佃，土地悉由原主耕种，预备出卖土地的农民一般愿意把土地卖给她。
我们夫妇在靳府碰壁后并不甘心，又跑到山东去找这位三姨。三姨拿出了4500元，这并不是她特别开通看重工业，而是为了给其子张佩钧找职业。佩钧当时已十七八岁了，三姨希望他能在上海找个工作，闯一闯。我们的到来正好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三姨投了资。铅笔厂建成后，佩钧就入厂工作了，这是后话。
此后，我先后去找了靳云鹗、靳云鹤，所得不多。我从靳、高两家亲友共筹得资金13000元。我们吴家，我把卖房所得4500元全部入股(这也是我最初的资本)，二哥投了3000元，二姐夫3000元，共10500元。
在我的集股人中，也有一些国民党权贵和社会闻人。当时在上海建厂，如不借助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大约在工厂筹建得初具规模之时，一些流氓来到工厂敲竹杠。当时一来资金短缺，二来我也没把这几个流氓放在眼里，便给了他们一点钱，想打发了事。没想到几天后他们又来了。后来，又来了两次都没能如愿。那时，我们已住进了工厂的小楼上。一天深夜，我被一声“着火啦，救火呀”的呼声惊醒。起床一看，我们楼下存放锯末的车间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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