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乡绅人家，大家庭人口众多，子弟们受的都是旧式的教育。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代表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气质的就是那些乡绅之家。中国早期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出身乡绅之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乡绅之家的子弟，一般来说，经济上还说得过去，重要的是，乡绅作为地方上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代表，往往最能够体现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化。闻一多读书的时候，他进的学校已经不是传统的私塾，而是改良以后的私塾。当时，闻一多就既读“子日诗云”，同时也学博物、算术、美术，而且还用上了当时的新式教材。从这个经历可以看出，闻一多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旧式教育了。季镇淮在《闻朱年谱》中就说：“这是先生接触新思潮的开始。”闻一多在11岁时，已可以读到当时代表新时代潮流的书刊。其弟闻家驷回忆说：我们家庭“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②。
少年时，闻一多就喜欢读书和美术，很具有艺术气质。而他后来的诗人和学者生涯，与他早年的出身不无关系。闻一多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由于他们出身乡绅之家，如果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他们的内里应是和底层人民对立的，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那些出身富有的知识分子，对于底层贫民却总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同情，他们在面对贫民的时候，也总是有一种负罪感，好像自己已有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这一点，从鲁迅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应该说，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变化，也与他的这种心理有关。过去，人们总是说闻一多的转变是因为读了《新华日报》和其他一些来自延安的书籍，或许有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根源却还在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自己出身的那种负罪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优点，但也是一个缺点，当他们对于底层贫民过分有负罪感时，他们的感情就容易冲动，就很难在这种冲动中保持理性。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低，他的认识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接近，一些词语都好像是一致的。他说：“还有一点，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别人一概不成。这种想法是错的。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一班人活不好，吃不好，联大再好，也没有用的。我们是知识分子，应有我们的天职。我们享受好，义务也多，我们要努力。但以为自己努力就成了，就根本错！……因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所以越压迫，越吃苦，报复起来就越厉害！因此我希望诸位无论干那种工作，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这不该看成普通的谦虚，一种做人的手段，因为我们确实不如他们。不但口里说，而且心里也硬是要想：我们是不如他们的。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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