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杨度与梁启超
梁启超名满天下，是戊戌变法的最主要参与者之一，过去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坚决主张君主立宪，曾与革命派大肆论战，两者口诛笔伐，闹得轰轰烈烈。但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看到国内形势已变，认为帝制已倒，再也不可能恢复，遂与袁世凯合作，一心一意地谋划共和。他弄了一个进步党，麾下人数不少，在国会中力挺袁世凯，与他眼中的“暴民”国民党唱对台戏。这一段是袁、梁的蜜月期，两人好得蜜里调油，梁认为只有袁这样的强人实行文明专制，中国才能政局稳定，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袁世凯对梁的进步党也给予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借助梁的影响对抗国民党的力量。
梁不赞成袁氏帝制自为。远在1915年年初，杨度与袁克定一起邀请梁赴宴，乘机向他暗示要改变国体，引诱梁启超出言支持，梁启超当时装聋作哑地混了过去，并未作出激烈反应。可能是他认为小袁是妄为胡闹，老袁并无此意，所以没予理睬。但为了个人安全起见，他从北京搬了出来，移居天津。
但筹安会成立后，味道不对了，虽然老袁还是未作表示，但梁启超敏锐地觉察到了，他感觉袁世凯心动了，跃跃欲试，准备真的着手改变国体。因此梁启超急了，他要阻止袁氏称帝。他认为袁氏称帝，中国将再次进入专制轨道，于是他写了一篇叫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来批驳古氏、杨度的观点。
梁启超的观点是：谁敢保证共和变为帝制，立宪就可畅通无阻地实行？如果不能立宪，帝制就是君主专制。梁认为中国之所以行宪政难，是因为国人从上到下不愿意受法律的束缚，而这与国体无关，即便搞帝制，国人仍是不愿受法律束缚，所谓立宪仍还是一纸空文。
梁启超认为不宜胡乱折腾，说一会儿订约法，一会儿改约法；一会儿召集国会，一会儿解散国会；一会儿是总统制，一会儿又是内阁制；现在又要改变国体，越折腾政府的威信就越低，这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
梁启超明白老袁的心思，知道他想凭皇帝这个头衔提升权威，因此比了个例子企图说服袁世凯：庙里的神像巍峨庄严，信徒们烧香跪拜，似乎那神像极有灵气，可神像被打烂扔到臭屎之中，灵气就散了，即便洗净从新竖起来，也镇不住人了，没人再去给它跪拜烧香了。这话自然是提醒袁世凯：皇帝被打倒后，名声已经臭了，成为被唾弃的对象，已难以让民众有敬畏感了。
袁世凯听说梁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忙派人来找梁，愿出二十万元，请梁不要发表，梁启超坚决不从，硬是在《大中华》月刊上登了出来。梁氏的文章雄辩滔滔，旁征博引，感染力极大，一出来就备受关注，被多家报刊转载，让议论风向为之一变。
但梁启超的文章似乎对袁世凯触动不大，此刻的袁世凯可能已经走火入魔，一心一意非搞帝制不可了。另外他和梁启超也算不上至交，虽然前一段两人相互利用关系不错，可更远的过去，梁启超曾将戊戌政变的事归罪于袁，曾将他骂得体无完肤，所以袁在内心深处不可能将梁当至交好友对待。
不过梁启超也没指望靠一篇文章就能停止袁世凯称帝的步伐，他另有准备，这就是他与蔡锷商定的武力讨袁计划。
早在筹安会才开张的时候，蔡锷就悄悄乘车来到天津找梁启超，商讨反对帝制的方略。蔡锷对梁启超的道德文章是非常钦佩的，早年曾拜梁为师，因此对梁直言相告，表达对袁氏称帝的愤怒。他认为替袁世凯歌功颂德，让其安然登上帝位，面对世界，中国人的人格就丢光了，因此必须拼命干一回，阻止袁氏称帝。“于是我们商量办法，唯一的实力，就是靠蔡公在云南、贵州的旧部，但是按到实际上，有好几个困难问题：第一层这件事自非蔡公自到云南不可……”（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
蔡锷本是云南新军的协统，辛亥年率军起义，宣布云南独立，随即成为云南都督，一时名闻天下。那时候，唐继尧只是他手下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管带，相当于营长，后来蔡派他率兵北伐光复贵州，又推荐他当了贵州都督，可以说，此时的唐继尧对蔡锷是感激莫名。再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为了改造老暮的北洋军，将蔡锷北调入京，准备委以重任，蔡锷又荐唐自代，让唐继尧回到云南当了都督。梁启超与蔡锷商量利用蔡在云、贵的旧部起事，就指的是蔡锷过去和云、贵两省的这种渊源。
师徒两人详细商量了武力反袁的计划，鉴于他俩的师徒关系人人皆知，而梁启超又公开表示反对帝制，他俩就商定：分头行事，蔡锷在北京装出坚决支持袁氏的表象，韬光养晦，伺机脱身前往云南。
蔡锷回北京后一无异状，对袁世凯仍如过去那般拥护，在拥袁氏为帝的推戴书上踊跃签名，又借与小凤仙的厮混麻痹袁世凯的注意，最终成功脱身，辗转潜往云南。
而梁启超在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后，不久又南下联络坐镇南京的冯国璋，策动他为反袁出力。
反对袁氏帝制的计划就这样在暗中进行着，而此刻在明面上，拥戴袁氏称帝的电文与请愿团的歌功颂德交相辉映，喧嚣异常，袁世凯坐在幕后，警觉地盯着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反应，一边大做帝制的美梦，一边心惊肉跳地唯恐日本出手作梗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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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状元，后来的实业家张謇，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慈禧行新政时，他催促袁世凯推动清廷立宪。武昌起义后，他亲赴洹上劝说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商量，承诺推举袁氏为民国大总统。当袁世凯一意孤行称帝败亡，张謇痛心疾首，他说：“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
张謇在当时的确对袁世凯期望极高，盼他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开荆劈棘，成共和制度之父，成为中国的拿破仑。但袁世凯没能做到这一点，他朝另一条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弄得身败名裂。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时期，摒弃专制，建立宪政，依法治国，推倒皇权，还政于民，这是个能够产生伟人也应该产生伟人的时代。袁世凯适逢其会，被历史的巨浪推上了共和的舞台，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袁氏本人初上台时，也的确慷慨激昂，顾盼自雄，撩衣摔袖间，颇具一代伟人的风姿，博得南北各界一齐喝彩。以袁氏的能力、气魄和胆略，包括张謇在内的很多人不由得同时产生一个想法：收拾旧中国的残局，非袁莫属；开辟共和国的未来，非袁莫属。
但是袁世凯却让众人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他在共和的舞台上昙花一现，迅速沉没。他莫名其妙地在这个舞台上排演了一出称帝的闹剧，随后就在嘘声骂声和乱飞的砖块里狼狈不堪，不得不黯然收场。
张謇说袁世凯败于“群小之手”，如果将袁世凯看作称帝闹剧的主角，那么所谓“群小”，就是那些跟在主角身旁屁股后面胁肩谄笑、跑前跑后的角色了，俗称跑龙套的。这类人哪个时代都不缺，每个大人物的身边都有一批。大人物成功了，他们就是从龙之臣，大人物失败了，他们就是“群小”。从龙之臣是非常荣耀的，万人羡慕万众瞩目；而群小一般都是灰头灰脑，像过街老鼠一样，倒霉透顶。
主角唱砸了戏，将责任归于群小固然讲不过去，但主角不按曲谱乱唱，导演或者舞台监督在哪儿呢？将罪责仅仅归于主角一人也显然是不公平的。
清亡之前，特别是慈禧去世之前，袁世凯不管官位有多大，始终是臣子身份。那个时候，袁世凯练兵办学、开矿修路，做了不少的事情，是个名副其实的能臣，为新政出力不少，甚至可以说功劳卓著，但任他能有多大功有多大，每次进宫觐见慈禧时，袁世凯都是战战兢兢恭恭敬敬，不敢稍有逾越。慈禧只要冷着脸哼一声，袁世凯立刻心就提到了半空，害怕哪件事儿没有做好，惹恼了这位强悍精明的皇太后。
强悍精明的慈禧代表着皇权，如一把利剑悬在袁世凯的头上。慈禧不死的话，借袁世凯个胆子他也不敢寻思篡位的事儿。原因无他，袁氏怕这个女人，她手段狠辣，精明无比，对权力的运用熟练老到，驾驭袁世凯游刃有余。
如果将那时的袁世凯比作演员的话，那么慈禧就是舞台监督。袁世凯唱戏若跑调儿，慈禧马上就会赶他下场。
推倒皇权建立民国后，帝国变为共和，舞台监督就应该是广大民众。演员们唱戏不卖力、跑腔走调甚至篡改剧情，如袁世凯这样的，民众应该行使职权罚他下场。民初也的确这样做了，但罚袁氏下场太晚了，损失太巨大了，袁氏是在篡改剧情的时候才被罚下场的，如果他在稍微有点走调时就接到舞台监督的强烈警告，或许袁氏不敢那么任意妄为。心中对民众这个舞台监督有了深深的忌惮之心，或许袁氏会深深用心地投入共和的剧情，将这戏唱得声情并茂，让百年后的我们也为之感佩激动。
但是很显然袁世凯对舞台监督并无多少忌惮之心，他称帝时最忌惮的是日本及其他列强，害怕他们与自己为难，其次忌惮的是北洋系中的实力派人物，对民众则很少考虑。这不是袁氏弱智，问题在于，民众这个舞台监督是否名实相副，时刻睁大眼睛在监督着演员们的一举一动呢？
即便民众这个舞台监督很敬业，眼睛睁得大大的，可他们的眼光内行不，演员的动作没到位唱走了调他们能否听出来看出来，还有，即便他们听出来了也看出来了，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警告演员，通过什么途径罚演员下台？
事实上农人市民、文人商贩都有舞台监督的职责，但民初的舞台监督还很不专业，也不太敬业，更谈不上强悍精明。我想，在袁世凯的眼里，民初的舞台监督根本无法和慈禧相比，最多与隆裕有点类似。隆裕太后本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对权力舞台上的运作也不大熟悉，兼且心肠软胆子小，不但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不会害怕这样的舞台监督，恐怕其他演员包括跑龙套的那些人也可以直接对之无视。
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民初舞台监督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们警告演员的路径虽不能说没有，但罚演员下场的机制却并未为他们而设。说起来也不只是民初，早在唐太宗时期就有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思维，但从来也没有为水之覆舟设置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柄或者阀门————上面有警告、严重警告、直接倾覆等操作方式。因此，历来的覆舟几乎都是到了最后关头，才以暴力行为直接倾覆，即便是一般性的纠错，至少也得以暴力为后盾方能实施，非暴力性的纠错基本无法实施。
袁世凯的悲剧也在这里，社会对他这样的大人物的纠错机制形同虚设。他是北洋老祖，自认为暴力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无所忌惮。国会能监督弹劾大总统，可袁大总统发怒时，马上就能解散国会。段祺瑞对大总统不满，袁大总统可以强迫他去西山歇病假。普天之下唯我独尊，这会儿你让他不犯错误可能不！
我们评价历史上的大人物，多是从其道德、人品人手，因为周秦汉唐以来，对大人物的纠错机制都是摆设，无法强力纠错，这种情况下大人物的道德人品就显得特别重要。可进入民国的近代轨道，仍旧以这种办法评价人物，就显得太古典太道学了。
纠错机制的缺乏以及对此机制强力维护的缺乏是袁世凯悲剧发生的根源，是袁世凯无法成为华盛顿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可以对舞台监督视若无睹，华盛顿则不敢这样，他那地方每家每户可都是有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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