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总统曾说过，那趟为期一周、改变历史的中国之旅，其意义不亚于人类登上了月球。他是对的。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旅程，但它的滋味就像中国菜那般甜酸参半。并且，像登月一样，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先说甜的。NBC竟然选中我去，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这次旅行太有历史意义了，各大电视台都派出了最资深、最有政治采访经验的明星记者：CBS派出了沃尔特·克朗凯特、丹·拉瑟，还有埃里克·塞瓦赖德；ABC派出了汤姆·贾里尔、特德·.佩尔，还有哈里·里森纳。NBC派出了头号主播约翰·钱塞勒和另外两位经验丰富的记者：赫布·卡普洛、约翰·里奇，还有我。
为什么会挑中我？第一，NBC不想造成钱塞勒和麦吉相互竞争的局面，因此没让麦吉去；其次（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一点），因为每家新闻网派去的记者都是中年白人男子，NBC新闻部的执行副总裁迪克·沃尔德认为我或许会给报道添上点不一样的色彩。再不济的话，电视观众也会看见我跟这些男记者们站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因为时差，纽约和北京有十三个小时的时差，中国的晚上是美国的清晨，《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正好能从中国发回报道 盛大的晚宴、讲话、重要的祝酒词，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今日》的观众们习惯在早晨看见我。于是我将通过卫星在地球的另一边做直播报道。
我入选的消息在NBC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因为，这次的记者阵容极其精简，能去的记者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我后来才知道，就连约翰·钱塞勒也反对让我去。比起那些老练的男记者们，我的经验相对较少，何况我还是个女的。要是某个男记者同去的话，约翰会觉得更舒服一点。但是迪克·沃尔德心意已决（迪克直到最近才跟我说了实话，那时他对我其实也没抱太大希望）。迪克把我的名字写进了NBC的推荐记者名单，然后白宫就从那名单里做出选择。总统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说，他亲自从数百人的名单上一个个地挑出了可以随行的记者。
我紧张得要命。平面媒体记者的名单就已经很吓人了，其中包括来自《华盛顿星报》、因系列书籍《总统的产生》而荣获普利策奖的西奥多·怀特，他将为《时代》和《生活》，还有公众广播做报道；还有《读者文摘》的另一位普利策奖获奖作家詹姆斯·米切纳。个个都如雷贯耳啊。
随行的女性很少。其中有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孩子，我和她只是点头之交，算不上熟。她是总统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的助手，名字叫做黛安·索耶。
还有就是两位女记者了。一位是令人崇敬、天不怕地不怕的合众社记者海伦·托马斯；另一位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记者，来自斯托尔广播公司的费伊·韦尔斯。海伦为报纸撰写报道，费伊主要做广播节目，我是唯一的电视女主播。与此同时，弗兰克·麦吉正偷着乐呢，“芭芭拉一个星期都不在？”我后来听说，当得知我要去中国，他这样对迪克·沃尔德说：“中国还不够远！”
对我来说，够远的了。我们乘坐记者专机，比总统和随行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中国。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组外交部新闻司的中国官员，他们长的样子都差不多。无论男女都穿着同样的藏青色裤子，同色中山装，立翻领，线条不明显，也没什么装饰，除了一个圆圆的红色像章，上面镶着一个银色的头像，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我的翻译是唐小姐，后来我知道她已经结婚了，但是和那时所有的中国女性一样，她没戴结婚戒指，用的也是自己的姓。唐小姐很严肃，不苟言笑。她总是叫我“芭芭拉·沃尔特斯小姐”，从没叫过“沃尔特斯小姐”，也没叫过“芭芭拉”。她每句话都是这样开头的：“所以，芭芭拉·沃尔特斯小姐，今天我们将要参观 ”她脸上没有任何脂粉的痕迹，三十一岁的她看起来至少有.十岁了。
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多大了？”我答说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们简单地聊了聊孩子的话题，我告诉她我有个小女儿，快.岁了；唐小姐告诉我她有个两岁半的女儿，住在托儿所里，她每周末去看她。在这简短的谈话以后，唐小姐再没对我或是对美国人表示过一点点好奇。相反，她对我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像是从政治书里抄下来的一样（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啊），比如，我问她是否可以带我去家美容院，因为我觉得那儿可能会有些好素材，她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美容院，我们有崇高的思想。”接招吧，芭芭拉·沃尔特斯小姐！
就连美国总统的到来也并没有引起多大动静，这让我顿感焦虑。机场里临时搭建了一个转播中心，我就在那里头的临时演播室做报道（我们所有卫星传送的报道都是在那儿做的）。没人知道进一步的信息，比如谁将出席欢迎宴会？会有什么样的迎宾典礼？我们就要向数百万美国人做直播报道了，可是对将要发生什么还摸不着头.。
答案出来了：欢迎场面并不大。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的仅是一.小型的官方代表团，其中一位是七十三岁的总理周恩来（形成对比的是，三个月前，中国政府组织了超过三十万人来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尼克松夫人身着一件明艳的红色外套，讽刺的是，衣服的颜色跟机场随处可见的标语一模一样，标语上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并赞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她的大衣和标语是整片景象中唯一的亮色。
总统的到来反映出中国那种整肃的气氛。机场简短的欢迎典礼之后，尼克松和中国总理一起上了一辆豪华轿车，飞驰了将近.十分钟，沿着空旷的大街进入北京城。长安街的沿线没有好奇的人群，一百英亩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没有。当尼克松总统的车队从天安门呼啸而过时，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静默无声，唯有一些骑着自行车奔走办事的人们，他们甚至都没有抬头瞧上一眼。
一些中国通们认为，公众缺乏热情是因为中美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我认为比尔·巴克利的说法才是对的。迟些时候，在我对几位平面媒体记者做的一次圆桌采访中，巴克利说，他认为中国民众并不知道尼克松是谁。他指出，他们甚至还不知道美国人已经在数年前登上了月球。当时的新闻管控状况就是这样。
我在中国的任务是报道尼克松的日间活动，报道我自己收集到的任何故事，并且通过卫星直播报道晚间的主要活动（这些活动我是无法参加的）。摄像机架在人民大会堂里，但是我本人要待在大约一小时车程以外的直播中心里，通过电视监视器看着宴会实况。“今晚的菜单包括油焖竹笋，三丝鱼翅，红烧对虾，”我这样报道给《今日》的电视观众们，“听到音乐声吗？是不是很熟悉？中国乐队正在演奏《牧场是我家》。”我即兴解说着，就像在波斯波利斯时一样，但是这回没有友好的同行通过耳机给我传信啦。
当我完成了电视上的宴会转播，我们的广播制作人就催着我赶到另一个临时演播室去，向听众们描述刚才电视上播放的画面。有天午夜，在我离开播音室回住处的.上，我跟一位姓秦的翻译聊了一会儿。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他。“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七岁，还有一个三岁了，”他答道，“但是三岁那个孩子出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位翻译原来是个办公室职员，他太太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数百万的中国教师、受过教育的职员，还有知识分子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秦先生被送到了“干校”，然后被派到农村劳动，他妻子仍然在某个农场里干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孩子们由他的母亲照顾着，也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照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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