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匠的儿子 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特别是其中的磨难、痛苦的一页,常常会勾起他的回忆,并对其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本书主人公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他本人曾讲过这样的话: “我至今感谢那些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我一身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比快乐多得多,但是快乐并没有给我什么。” “艰难困苦强固了我的精神,艰难困苦教我如何奋斗,如何做人。” “饥饿是一个良师,差不多和监狱一样。” 这些话是墨索里尼做了意大利法西斯“领袖”,权力处于顶峰时讲的。 当他“成了伟大的独裁者”以后,一些喜欢奉承拍马的御用文人“考证”说,“领袖”的祖先是“贵族”。他十分生气,回答说: 墨索里尼:《我的自传》(英文版),第13页;路德维希:《墨索里尼谈话记》,第33页。“不必再劳神说这种话了。我的祖先都是农民。”他认为贫贱的家庭出身乃是握在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宣扬自己的贫苦出身和青少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呢?这与他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学不无关系,他是在提倡法西斯的“自我奋斗”。 尼采认为,要解脱生命之苦痛,须依靠苦痛自身,从痛苦中锻炼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人格。因此痛苦乃是美与力的源泉,苦痛愈多则美与力的发挥愈益广大。也就是说,苦痛乃是增进人生价值的唯一兴奋剂。墨索里尼对此十分欣赏,奉为处世格言。他认为,他之所以会成为“领袖”,是艰苦的家庭、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使他产生了一股自我奋斗的动力,产生了一种“自负心理”。他声称自己的“一言一动都受这种自负心的指导”,“我就是我”。他把这种极端可怕的“自负”心理称之为“精神毅力”。墨索里尼会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党的创始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社会的,但和他本人自小养成的这种心理素质及异乎寻常的歪才不无关系。 其实,“精神毅力”本身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它为着什么目的。顽强的精神和毅力可以把一个人引上光明大道,也可以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在人类的历史上都不乏这两种先例。墨索里尼属于后者。 1883年7月29日,墨索里尼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弗利省边远的普雷达皮奥区多维阿镇附近的一个名叫凡兰那提考斯泰的小村子里。小村踞山而立,房子都是用石块砌起来的。山村的景色很迷人,站在高处,可以望到多维阿镇,远处则是朦胧起伏的亚平宁山脉。缓缓倾斜的弗利平原一片翠绿,令人悦目。这里的土质含硫,适于种植葡萄。墨索里尼家族的祖祖辈辈,多半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过着农耕生活。他们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肥沃的土地,辛勤的劳动,并没有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些。 墨索里尼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小业主。祖父曾当过一阵子禁卫军,父亲亚里山德罗·墨索里尼则是个铁匠。他们俩都对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不满,“是两个天生的反叛者”。为了自己的信仰,也都坐过牢。 亚历山德罗干活很不勤快。懒散、好色和过量的饮酒使他经常负债。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读过一些书,进步的、反动的书都读过一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激进的社会党人,也是意大利最早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之一,并且当过短期的普雷达皮奥市的社会党人的议员。他忠于自己的信仰,慷慨激昂,富于煽动,乐于接济同伴,在社会党人中间享有较高的威信。他常常率领党徒砸碎选举箱,恐吓保皇党的警察,因而经常被投入监狱。他性格坚强,虽屡屡入狱,但始终不肯罢休。 他生过三个孩子。老大墨索里尼,取名本尼托;老二叫阿尔纳多,后来成了哥哥的信徒;第三个是女儿,名叫爱维琪。P1-3 墨索里尼是法西斯的鼻祖。他在1919年就组织了一个叫“法西斯战斗团”的组织,1921年正式改称“法西斯党”。墨索里尼自称法西斯的“领袖”和“独裁者”。“领袖”实行终身独裁统治。他说:“20世纪是一个权威的世纪,一个向右转的世纪,一个法西斯世纪。”1922年墨索里尼就撷取了意大利国家的最高权力,爬上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权力顶峰,比希特勒早10年。 1936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携起手来,建立了一个妄图称霸欧洲的“柏林一罗马轴心”。1937年德、意拉日本入伙,德、日、意三国缔结了一个“反共产主义协定”。希特勒手舞足蹈地说:“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了。起初是欧洲轴心,现在是世界大三角。”这个被希特勒称之为“伟大的政治三角”,不仅仅是彼此支持对方政策的政治同盟,实质是共同行动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势力统治的国家是欧亚的三个战争策源地,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人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头号战犯。这场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其中苏联和中国牺牲的人数最多: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人口约2700万人,中国约3500万人。在欧洲,波兰是个小国,牺牲人口达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分子大屠杀死亡的人亦达600万。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不容忘记。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要高度警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本书写作于30年前的1985年,初版于1986年。当年我正值壮年,而今我已年届80。所以,这次修订再版,未能做大的改动,仅补充了些有关墨索里尼家庭私生活方面的材料,以使本书更具可读性。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本书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再版,主要是承蒙宁夏人民出版社各级领导和有关编辑的热情关切和支持,在此我真诚地向他们鞠躬致谢。 金永华 2015年4月2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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