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想到了曾经走过的民师转正之路，想到其中的苦涩，心中不免泛起阵阵酸楚。
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农村的民师的待遇自然不好。刚开始，我们民师是没有分文工资的，只拿工分。当时，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经济，生产队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就是人们俗称的“大呼隆”我们叫“大农活”。当时每出工一天，男劳力记一个工，即10分，妇女劳力则是9分一个工，老、少、弱等则视其劳动效率而酌减。当然，有时也会根据不同的农活的强度或技术含量而有所调整。年终时，生产队拿出全年收获的粮食、柴草总量的十分之三，除以全年出勤总工分数，来计算每个工分的应得量。再以生产队的粮食和柴草总量的十分之七，除以全队人口总数，来计算每个人头的应分量。以上就是当时大家所习称的“三七开均分”。分配的粮食、柴草折价成总金额，按总工分来均分，所得就是每个工分的工值，也就是劳动一天的报酬。一般的生产队，每个工大约在三角钱（有副业的，收人要高一点）。我是从生产队出去当老师，不单独发工资，还是以生产队的标准来计算工分。我在学校每上一天课，生产队就给我记上一个工，星期六回队参加劳动就记工，不参加就不记工。我所兼的会计工作，每年视生产效率而酌补工分（经生产队开会讨论研究决定）。我就等于是生产队派出去无偿支援学校教育的，即在学校教书，但生产队却要付给我报酬。但是，到了我去学校的第二年（1978年），生产队社员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觉得这对本队不合理、不公平，说我在大队教书，是在为全大队工作，报酬理当由全大队负担。在那样的年代，自然不能说社员的境界不高，他们所说的被时代证明是合理的。就这样，我们民师的劳动报酬，后来被纳入整个大队统一分配，我们的报酬由指定的大队中的另一个生产队负责分配，按略高于同等劳力的标准（大概是一个工算11分）来计算全年工分。到年终，我要去指定的生产队，自带杆秤去称粮称草，无条件地接受那些特地为民师准备留下的质量或好或坏的粮草，耳朵里听着只有民师才能听懂和感受到的戏谑和嘲讽之言。能怎么办呢？忍受吗？忍受吧，艰难的岁月！
后来，随着农村的改制，实行土地承包制（也就是“分田到户”），也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渐渐重视，农村民办教师的待遇有所提升。但总体说来，民师的工资待遇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是极不成正比的。按今日的话来讲，其“性价比”是很低的。若与公办教师相比，那有天壤之别。好在是，实行土地承包后，生产队解体，民师的劳动报酬不再受制于生产队了，采用的是补助工资制。意思是，民师有自己的承包土地，自己种地有自己的收入，那在学校教书的收入就是额外的了，那不就比别人多收入了吗？所以，在当时一度盛行的“平均分配”、“等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思想支配下，民师们的补助起初也只是象征性的，微乎其微，一个月才只有12元（不过若按生产队劳动的工值，即一天三角钱来算，也不可谓少）。到后来逐渐加到一个月24元。到80年代末，一个月是30元。直到后来国家政策性地批量将民师直转为公办①后，终于“熬成正果”，民师的工资才正规化。在实施民师补助工资制期间，补助款是由国家发放。后来国家又号召各地实行统筹工资制，即由当地政府借助“教育集资”而发放工资。教育集资的投资者是谁呢？是民众，其主体则是农民。每年政府下达集资指标，然后按农户承包地进行分摊。
民师的劳动是繁重的。民师兼具两重身份，一是“民”————农民，要种地干活，舍此不能很好地维持生计；二是“师”————教师，要教好书，舍此误人子弟，干不好就走人。这是两块“责任田”，正所谓：“在校校长要质量，在家老婆要产量。”怎样很好地兼顾而不偏废，实在很难。每逢农事收种季节，首先得预先安排：把最重要的农活儿，安排或调整在星期天。一般的活儿，如果与教学冲突，还得花钱另请别人帮忙。平时次要的农活儿安排在一天的早、中、晚去做。备课、自学一律安排在晚上。每天的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都在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加速运转。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小跑，快走，边走边想着农事和教学上的事，而从家到学校要走多长时间，都得拿捏得恰到好处，以至于校园里玩耍嬉闹的学生，一看到我进了学校，就说：“陈老师来了，要上课了！”马上跑进教室，紧接预备铃就会敲响。在那样的日子里，民师这种紧张的工作是普遍的，有的不堪重负而离开了。有的长此以往，身心俱损，有两位民师在退休前后就分别离世了。我们那位唯一的公办教师看到我这样，对别人说：“他这样下去，身体也会垮掉的。”
我何尝不知道这样紧张地工作，加速地旋转，会损害身心，甚至会缩短寿命呢？民师们何尝不想有轻松的工作和生活呢？但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工作，轻松惬意就与他们无关。我当时选择当民办教师，并没有把困难想得多重。因为我觉得我能克服，也没想到有多么艰苦。因为我不害怕，更没想到半途而废。我不屑于见异思迁，希冀三十而立。我也没想到以后能拿到多少钱，只望能和别人一样有个正常生活。我当时只想顶住压力，坚持下去，决心既要把田种好，又要努力把书教好，不说苦与累。P3－4
口述史学和教育史学均非我本业，但因为喜欢，所以抱着一种真诚的想法，和一群青年学子们一起，“在行动中”且学且做。
在历两年有余而定稿之际，首先要感谢一直与我并肩工作的这群“小伙伴”，以及慷慨与我们分享其独特经历和个人体悟的30多位中小学教师。其次，要感谢以下诸位对我提供鼓励和帮助的师友：张鹤熊、洪治纲、范立舟、吴兴农、斯炎伟、夏卫东、余洁、丁贤勇、舒仁辉、梁仁志、陈斯风、陈先松、王大任、于之伦。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陈昌春，在我最后改稿阶段，他与我讨论，帮我同时校改，从而使文稿面貌大为改观。此外，尤要感谢的是，赵圣涛博士所作的细致编辑，使本书避免了不少讹误。
在数次校稿及统稿的过程中，我时有这样的冲动和兴趣，即利用已出版文献与本次口述之内容相互参证，不惮其烦地翻阅数百种相关文献，最终完成了百余个注释。于我而言，借此了解到一些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基层教育的知识，亦颇觉受益。这些冗长的注释，在一些口述者看来，或许并不感新鲜，因大多为其亲历或目击之事。但对于疏于近事的学生及某些读者而言，给其介绍一些当代背景性的知识和相关的研究成果，亦不无裨益。因此，我要感谢在本书注释中所涉及的学者，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既给我带来知识上的乐趣，又给我在校改稿件工作时带来帮助。在书稿打印、复印以及校改过程中，获杭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创一流工程”项目的部分资助，在此同表感谢。
这一口述实践自始至终出于兴趣，非专业自觉的产物，故不免受限于我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思虑难周，错误或有，尚望方家指正。
陈兆肆
于仓前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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