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把萧乾先生视为我的文学导师和人生导师，若不是有缘在1987年大学刚毕业一年之后就与他结识，很难说我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多久，走多远。如果能说我到今天还算取得了一点点文学的和学术的成绩，那都是因为最初得到了先生无私的提携与教诲。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是从认识先生开始的。
记得先生在沈从文去世后，写过一篇怀念文章，题为“没齿难忘”，文章不长，谈的是他视为第一个“文学师傅”的沈从文当初对他文学上的帮助与提携。先生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蚕》，是经沈从文亲笔修改后亲手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他最初的小说创作手稿上，多留下过这位恩师润色的笔痕；是沈从文带他走进了有“京派”文艺沙龙之誉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是沈从文的提携，帮助他成为“京派”的后起之秀；萧乾大学一毕业就顺利进入《大公报》从事记者、编辑，也有沈从文的力荐；后来，先生又从沈从文的手里接编下当时国内报纸副刊上的文艺重镇《大公报·文艺》。
撇开先生自身的因素，诸如聪明、勤奋，身上具有沈从文特别赏识的一股“乡下人”的习性，等等，我想或许更在于曾几何时，沈从文也是得到过他师字辈的徐志摩无私的帮助与提携。再遥想徐志摩留学英国时，要不是与他忘年的英国师友迭更生的力荐，他也进不了剑桥大学。由此，我又联想到当年作为穷学生的吴晗，能以低劣的数学成绩考进清华园，多亏胡适鼎力襄助。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坛多得可以信手拈来，最难能可贵而又最令人感铭于心的莫过于，它是多么无私啊！
我得掠美先生对沈从文“没齿难忘”这四个字，来感怀他对我的这份师恩。我想，即便是我老了，回首往事，也会毫无迟疑地说，与先生结识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是他，在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时，帮我校正人生的目标；是他，推荐并帮我亲笔修改翻译第一篇论文；是他，不厌其烦地接受我的造访，使我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是他，推荐我翻译并帮我联系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是他，帮我确立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作为一个长期深人挖掘的学术课题；是他，鼓励我以口述史“田野作业”的方式追踪采访与研究老舍之死；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许多倾慕已久的前辈；是他，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帮我认识和分析复杂的人生；是他，为帮我“套牢”女朋友，送我书时特意将女友的名字一起题写在扉页上……
事实上，他不单单是对我。先生曾在致友人信和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很感谢在晚年时身边有一簇年轻的朋友，常来往的有李辉、丁亚平和我三位。我们还曾被戏称为先生身边的“三剑客”。
无论是迭更生对徐志摩，徐志摩对沈从文，沈从文对萧乾，胡适对吴晗，还是先生对李辉、丁亚平和我，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导师的无私。拿先生对我们三个后学晚辈来说，他绝没想着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回报。这与当下许多学生为导师打工，一年到头见不着导师的影子，学术成了导师赚钱的手段和工具，很少再见有无私的帮助与提携，相差何止天壤？！
今年是先生百岁诞辰，他也已仙逝十年了，在这期间，他的音容笑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年龄上，他长我半个多世纪，比我那被侵华日军杀害、没有见过面的祖父还大十岁。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很自然亲热地叫起“萧爷爷”来。我们的交流从没因年龄差距而出现隔膜的代沟，相反，我们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他对我在做人与作文上的教诲、提携与呵护，还填补了我没有体味过祖父亲情的感情空白。
我写过关于先生的五本书，编选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他为此说我是帮他一生做总结的人。不过，这倒给我一个重新认识他的机会。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宽敞的缩微阅览室查阅旧《大公报》时，发现他年轻时并非如他自谦的那般疏懒。他的笔很勤很快，从他在战时英伦发回报社的特写来看，他写得又多又好，且都是经第一手采访写成。难怪有史家把他二战期间的特写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当我把从缩微胶卷上还原出的旧作拿给他看时，有的连他都忘记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两个夏天，每周两次一大早骑车到他家，先陪他去离家不远的玉渊潭畔散步，然后再去上班。那是一老一小两颗心灵沟通交融的两个夏天，是朝晨清新空气里弥漫着一位历尽沧桑、风雨平生的老人睿智思想的两个夏天，也是我生命中充满了性灵(徐志摩特别爱用这两个字)的两个夏天。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及其同时代作家文人的事。我自会用想象去感受那里面的辛酸悲苦、荣辱欢欣。
先生的最后两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病情稍有好转，自小淘气的他便不安分起来。他觉得医院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写作的空间。只有思想是自由的。其实这对他已经足够了。但说话时间一长，走路稍快，心跳马上达百次以上，再加上他的肾功能只有常人的十分之一，无论如何是不能出院的。可他一生大半辈子是在跑江湖，用一支多姿多彩的笔采写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静卧在床的那份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他最怕打吊针，为了治病，曾一度每天必须打两次。尽管他总把收音机或CD机放在身旁，为他奏着古典音乐，但望着那挂在头顶的输液瓶，心里就起急，不耐烦。
先生的生命力也真顽强。病情稍一稳定，他便开始读书，写书评。他还想独创作家文集的体例，为所收的部分作品，写个时过境迁以后的“余墨”。我那时正在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十卷本的《萧乾文集》。这“余墨”就是为它而写。所谓“余墨”即是对自己过去所写过的一篇篇小说、散文、特写、杂文等，做一个勾勒式的回述，交代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环境，觉得意犹未尽的再借题发挥几句，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体悟其中的思想脉络。两年生病期间，他一共写了数十篇“余墨”、书评，约十万字。P18-21
萧乾文学馆落户内蒙古大学将近三年。其间，许多前来参观的人士啧啧称奇，谓在此北疆僻静之地，居然有如此庄严肃穆的文化名人殿堂，真应了那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的灵气。
今年，萧乾先生百年诞辰。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应文洁若先生之嘱，接受了编撰《百年萧乾》纪念文集的光荣任务。在文洁若先生的热心联络下，承蒙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收到了十几万字、二十多篇文章。2009年12月下旬，文洁若先生电话嘱咐我们，可以分两步走，先就手头掌握的资料从速印刷200本纪念文册，内部资料，免费交流，不需要申请准印文号，可以简单些，参加2010年1月27日在上海举办的萧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此后，可以继续征文、收集资料，请出版社按照其程序，编辑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文集。
2010年1月26日，参加萧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上海南部的海湾园，拜谒了萧乾先生的铜像。27日，在上海鲁迅公园隆重召开纪念大会，缅怀萧乾先生的辉煌人生。会上，《百年萧乾》供不应求，成为与会者的最爱，大家争相传阅，没有拿到的留下地址，要求邮寄。
会后，先后又有舒乙先生等九位作者寄来作品，进一步扩展了本书的内容。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内蒙古大学校长、著名书画家连辑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并作序，文洁若先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遂使本书更加丰富、饱满。
社会贤达、热心读者关心本书的印行。《咬文嚼字》杂志的编委，著名学者、翻译家姚以恩老先生专门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校正书中常人难以看出的错别字，并提出鉴于对萧乾先生的深厚感情，愿意通览全书予以把关。许多作者不厌其烦地再三修改，令人感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领导登高望远、重义轻利，热情支持出版这本文集。
所有这些，使我们倍受鼓舞，遂在繁杂的日常工作之余，加班加点编校，以使广大热心读者翘首盼望的《百年萧乾》尽快面世。鉴于我们有限的水平，错误估计不少，敬请大家提出意见，以利不断完善。
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
2010年3月31日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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