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得功名，十年不仕
经过这次的大考之后，包拯通过了科考，并且取得了功名。虽然他一心想要人仕并且做出一番成就来，但在他的眼中，忠孝比功名更重要。包拯取得功名的时候，已经29岁了。这个时期原本是他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时候，但是，看到父母年事已高，便又改变了注意，放弃了这次去任职的机会。随后，他请求朝廷给他分配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哪怕是职务低一点的差遣。朝廷根据实情，改派包拯为和州（今安徽省和县）税监，管理税收。而和州距离合肥只有一百多公里，如果把父母接过去也是可以的。但是，包拯父母仍然不愿意跟随他赴任。面对这样的情况，包拯认为，身为儿子，应该以忠孝为重，况且父母年事已高，更需要有人照料。同时，他认为，一个人为父母尽孝之日短，而为国尽忠之日方长啊！这就是包拯的至孝至忠，他的行事即本于此。包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是不可改变的。
5年后，包拯的父母相继去世。在这段时间里，包令仪夫妇曾劝包拯去走马上任，但是包拯都没有同意，而是精心地照料他们。不仅如此，邻居们也都劝他去赴任。按照当时的旧制，父母去世后，儿女要守孝三年，也叫“丁忧”。而当包令仪夫妇去世后，包拯先将他们合葬在合肥东门外八里的螺丝冈上，而包拯就在父母的墓旁搭了个草棚，恭恭敬敬守孝三年。居丧除服，一共经历了8年时间，他仍然徘徊于父母墓侧，不愿离家。这样又过了两年，前后整整10年时间。后来经过亲友们的多次劝勉，他才下决心离开故乡，回到京城等候差遣。这个时候，包拯已经39岁了，已经进入中年了。10年前和他同科考进士的人，早已经升了官职。包拯的同窗好友、一齐考中进士的文彦博后来官升至丞相，而包拯最终只升至枢密副使，相当于副丞相的官职。包拯这种虔诚地尽孝的行为，反映了他比较突出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与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内涵，在包拯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而包拯这种侍养亲老，十年亡宦的做法也给他赢得了非常好的名声，并且受到当时很多大臣的赞誉。
包拯在家乡侍养双亲的时候，就是刘筠在天圣六年（1028）再次来到庐州担任知州的时期。刘筠曾经三次担任翰林学士，他期望自己能够进入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前者以宰相为首管理行政，后者以枢密使为首管理军事）担任执政官，但所得的还是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这样一个职位。本来他对朝廷的情况并不满意，于是他又请求出知庐州。刘筠喜欢庐州这个地方，上次就在城中筑室，并建起一个书阁，储藏真宗皇帝前后赏赐的书籍，仁宗皇帝亲自写了“真宗圣文秘奉之阁”八个“飞白”赏赐给他。这次再来庐州，刘筠知道自己健康状况不好，就营造冢墓，预作棺材，并自作《墓志铭》刻石。对于包拯来说，这次有更多接近刘筠的机会。两年之后，亦即天圣八年（1030），刘筠卒于庐州。刘筠的逝世，对包拯来说是失去了一个难得的知己。
包拯认为，居官就是要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并不是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岂能以个人得失为念？同时，孝义高于一切，不孝的人无以为国。只有在家尽心孝敬双亲的人，才能为国家黎民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包拯从政以后，“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以清廉刚正立朝，与一些结党朋争、追名逐利的官僚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作为忠君的典型。包拯这种传统观念，终生不渝，无论对己对人，莫不如此。
自古以来，忠孝就是人们一直尊崇的传统。包拯认为孝义高于一切，不孝的人无以为国效力。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包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好友、同朝为官的吴奎称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包拯的门生张田在《包孝肃公奏议》中说：“包公一举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当是时，同中第者，虽下流庸人，犹数日月以望贵仕。公拂衣去养，十年亡宦，意其心无他，止知孝于亲而为得也。已而还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洁，处之当路。公上裨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其心亦无他，只知忠于君而为得也。”
在真正步人仕途之前，包拯的这种忠孝之举，对他后来的仕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的忠孝精神也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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