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时光
1938年4月，中国东北仍旧春寒料峭之时，我出生于“三棵树”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三棵树，这个偏居哈尔滨市郊一隅，名不见经传，甚至在中国版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却有意思地印在了由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时刻表》上。事实上，‘三棵树才是北京一哈尔滨列车的终点站。那里地方虽小，却是铁路基层站段集中的地区，除火车站外，还设有机务、车辆、工务、电务等众多与铁路有关的单位，因而形成了一个“铁路地区”，上万铁路职工和家属聚居于此。20多年前，为避免旅客误解，这里便改称为“哈尔滨东站”了。
我的父亲傅宝和是名火车司机，母亲宁玉珍是家庭妇女。昕长辈说，在我之前还有哥哥和姐姐，由于家境贫困，医疗条件匮乏，他们出生不久便夭折了。而我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加之是个男孩，父母疼爱有加，起个了“树生”小名，以此作为出生于三棵树的纪念。后来，又有了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成了家里的老大。
我的幼年正值日本占领东北的“伪满”时期，当地老百姓都成了“亡国奴”，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生活十分艰苦。铁路工人住在简易房屋里，每家的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进门就是一铺炕，全家人都睡在这铺炕上。一年中，吃的是高粱米饭、苞米面饼子、窝窝头之类，只有过年时才能偷偷地吃一两顿大米饭和白面。因为伪满洲国规定，细粮只供日本人，中国人只能吃粗粮。那时，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以“主子”自居，看见中国人不顺眼，轻则骂声“八格牙路”（混蛋），重则拳打脚踢。老百姓对他们恨之人骨，背后称其为“小鬼子”。
对男孩而言，无论置身于多么艰难的生存环境，都无法改变他们调皮捣蛋、找寻快乐的天性。孩童时的我，没地方玩耍，就时常和邻居的小伙伴跑到火车站，在车厢间穿梭往来、上蹿下跳。实在没的可玩，捡个钉子摆在钢轨上，然后跑到一边等着，眼瞅着火车开过，赶紧跑上前去争抢自己的“战利品”————轧成薄片的钉子，再用这个薄片做成一把小刀，是那般的喜不自禁。儿时的我是个淘气包，打架是家常便饭，也为此时常“挂彩”。记得有一次打闹中，有个小伙伴拿消防用的铁钩子，一下就刨在了我的脑袋上，而我即使血流满面也不松手，非得一争高下。头上至今残留的伤疤便是当年留下的印记。
那个年代，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统治实行“奴化”教育，声称我们是“满洲国’’人，父母也不敢告知真相，孩子们都不知自己是中国人。小学一年级，日语是必修课，不学就得挨板子。那时在同学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过了三年用不着”。结果，这句话还真说中了，我进小学仅半年，东北就光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往日里盛气凌人的小鬼子顿时失去了从前的嚣张气焰，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灰溜溜的，不久即被遣返回国。我们搬进了日本人住过的大房子，房间宽敞、豁亮，而且每户还都有一个小院子。不到一年，哈尔滨来了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管他们叫“八路”。有几个就住在我家。刚开始，家里人见到当兵的都心生畏惧，不敢与他们接触。不过，这些当兵的挺和气，还不时帮助劈柴、扫院子、挑水。日子一久，我们内心的紧张戒备逐渐消散，与他们相处融洽，逢人母亲必夸“八路”好。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解放区，距离哈尔滨不足百公里。前线战事吃紧，解放区的重要工业装备向北转移，父亲被调往佳木斯，不久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也随迁了过去。当地正在轰轰烈烈地搞“土改”，民兵到处设卡，抓逃亡地主。我参加了儿童团，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还参加了宣传队，学会了扭秧歌。为支援前线，母亲日夜赶做军服。虽然我还只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却也因为钢笔字写得还不错，也承担起给战士写慰问信的任务。当时生活很苦，父亲的月薪是以斤计算的高粱米，不少铁路工人因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还得辅以米糠和野菜充饥，晚上要糊些火柴盒，挣点零钱贴补开销，我家也不例外。尽管如此，群众热情依然很高，只要前线需要，甘愿奉献。平日里，我们兄妹似乎很少能够看见父亲，他不分昼夜忙于工作。后来，我们才得知那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佳木斯上的是铁路小学，由于成绩好，四年级即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组织同学唱歌、扭秧歌，还代表同学们上台发言，一点都不发怵。当时，小学实施六年制，允许成绩好的学生跳级，我也跃跃欲试。五年级那年的寒假，我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哈尔滨，在太平区政府工作的一位亲戚帮忙开了封“同等学力”介绍信，去报考了中学。那次考试的部分内容我没学过，算术、历史的一些考题自然无从下手，自认为考砸了。回到佳木斯后，我对此事只字未提。六年级刚开学的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已被哈尔滨四中录取，并问及原委。至此，我才不得不“交代”实情。随后，我只身前往哈尔滨四中报到，当时我还不满12岁。由于不适应住校的生活，思家心切，考虑到父亲已调到当时距佳木斯100多公里的勃利机务折返段工作，于是我办了转学手续，到勃利县初中继续读书。
勃利是个农业县，基本没有工业。我们班里的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家境贫苦，个个省吃俭用，他们都比我年长，把我当成小弟弟。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铲地、间苗、除虫。刚开始，我显得笨手笨脚，是他们教我学会了干些农活。同学们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都很用功，我也不敢懈怠。家里地方小，摆不下桌子，学校离家不远，所以我早晚都在学校里上自习，常常起床后不吃饭就去学校，校工们因此都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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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八载有余，终至脱稿，顿感如释重负。在文稿撰写过程中，自己确实倾注了不少心血，不过倘若没有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本书也是难以完成的。
几年来，朋友们不惜耗费宝贵时间和精力，帮我核对历史事实的原委，纠正不确切的表述，补充被遗漏的内容，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他们的倾情付出令我难以忘怀。藉此书付印之际，我谨向安立敏、蔡申夫、陈国仁、陈洪年、傅选义、葛能全、郭福安、华茂岜、胡书凯、胡亚东、江慧、李命志、李中浩、廖勤生、林仲洪、刘友梅、罗庆中、吕文涛、马良相、彭开宙、宋忠奎、孙春芳、孙章、谈大同、唐飞龙、童宗鉴、万里扬、王春龙、王建坤、王奎中、王麟书、王佩琼、吴新民、乌日图、魏宗燕、熊永钧、于川、杨建兴、张大勇、张梅、张新宁、张雪松、赵果情、赵静、赵明花、赵涌涛、周黎同志（以姓氏拼音为序）表示衷心感谢。这里，还要特别向刘忠民、叶娟、李彦春同志致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帮助修改和润色文字，使我受益良多。除此，我的妻子唐曾妍、女儿傅新宇和其他家庭成员给了我无可替代的帮助，使我感到温馨。最后，对中国铁道出版社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谢。
有人说：“回望过去是为了在记忆、观察与思考中沟通昨天和今天，期待明天。”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己也试图作些类似的尝试，尽管不知效果如何，但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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