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
郭廷以先生是河南舞阳人，舞阳位于河南省中部，是该区颇具规模的粮仓之一，往东是信阳，这里也是河南的粮产区。舞阳、信阳一带，教育普及、文风鼎盛，郭先生在舞阳读了十年的私塾后，就到河南省的省会开封读中学，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郭先生的学校好像是河南省的第二中学，是开封地区相当有名的学校。在开封读了一段时间后，郭先生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中学，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东南大学的前身。
民国12年夏天，郭先生中学毕业，并获保送东南大学。当时的东南大学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是长江下游非常著名的大学，也是该区资格最老的高等学府。
郭先生有几位同学，后来在各方面都有相当杰出的表现，其中和中研院关系最深的就是周鸿经先生，郭先生会到研究院创立近史所，与周鸿经先生的推荐很有关系。郭先生曾与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先生在南京共事过，朱家骅先生担任教育部长时，郭先生当过边疆教育司司长。后来朱家骅先生担任研究院院长时，正好周鸿经先生又是总干事，于是他们就请郭先生到研究院，主持一个新设的研究所。不过那时候研究院刚从大陆迁到台湾，还没有觅得院址，很多研究员也都没有地方去，后来商借铁路局在杨梅的一些空房子，才暂时安置下来。
研究院迁台初期，大部分的研究所都留在南京，搬到台湾最大的研究所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非常完整，当时史语所的负责人是董作宾先生，后来是李济先生。此外还有数学研究所，但人数非常少，其他单位，像植物研究所并没有迁来台湾，只有很少数的研究员随着政府来到台湾，所以原来植物所的研究员李先闻先生来到台湾后，先在台南糖厂工作，到了胡适先生担任院长时，才聘他回到研究院，成立植物学研究所。
周鸿经先生与郭先生是东南大学的同学，郭先生本来对数学很有兴趣，数学程度也相当好，那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读数学系，但他最后选择文科，进了历史系。当时文科著名的老师有汤用彤先生，柳诒徵先生，柳先生很有名，写过中国文化史方面的书籍，他们都是缪凤林先生和郭先生的老师，此外还有梅光迪先生、罗家伦先生，都是文科的老师。
郭先生在东南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历史系的课程，大一有中国文化史、西洋史等，大二的课程有中国近百年史、印度史、西洋文化史等。
民国16年春，郭先生从东南大学毕业，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在进行北伐，经由罗家伦先生的推荐，郭先生进入政治部工作，最初的职等是上尉，后来一直升到中校，不过郭先生在政治部的时间并不长。他常对学生提起这段在军中从事文职工作的往事，他对这段半文半武、挂着军阶、披着“武装带”的经历，颇引以为荣。16年夏天，国民党成立中央党务学校，郭先生就进入党务学校编译部，担任编译工作。
从前的中央党务学校多少带有宣传的意味，北伐结束后，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名义上的校长是蒋中正先生，教育长是丁惟汾先生，实际校务是由代理教育长罗家伦先生负责。抗战时期，中央政治学校迁到重庆南温泉，当时重庆有两个旅游名胜，一个是北温泉，另一个就是南温泉。后来中央政治学校改制为正式大学，就是现在的政治大学。北伐结束后，东南大学也是数度易名，直到民国17年5月改名为中央大学后，才未再更改。郭廷以先生与罗家伦先生的交往
郭廷以先生和罗家伦先生的关系始于师生，后来又有同事之谊，再渐渐变成师友关系，到了晚年，尤其是到了台湾之后，两人完全是朋友关系了。
郭先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受到罗家伦先生的影响很深。郭先生治学的专注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深获罗先生赏识。我个人认为两位先生在个性上有很大的不同，罗先生看事情多从大处着眼，观察整个时代变化的轨迹与特征，而郭先生则是特别注重细微的地方，在基础上下功夫，从资料中获得问题的结论，所以两人在学术方面，实在是各有千秋。
郭先生与罗先生的师生情谊，因为二人后来一起在学校共事，而更为密切。民国1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将北平的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在此之前，因为清华学校的经费来自于庚子赔款，所以隶属于外交部，学生毕业后，多半赴美留学，虽然造就了许多人才，但与国民政府所造就的人才不太一样，自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就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并由罗家伦先生担任校长。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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