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炽章字季鸾，祖籍陕西榆林。榆林地区在汉朝时属于五原，是关中的高寒地区；到明朝的时候依然属于边防地区，民族矛盾突出，世代多出武官。张季鸾的父亲名为楚林，字翘轩。张翘轩少年时也曾习武，弱冠之年应童子试时三射二中，但因为坐骑受惊坠马，手臂受伤，于是弃武学文。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欣赏他的才气，对他悉心栽培。光绪二年(1876年)，张翘轩考取了进士。这在该县实在是罕见的喜事，因为从乾隆到同治的百余年里，那里的读书人中还没有出过进士。
清代读书人中了进士就有资格出任官职，张翘轩因此被分发到山东做知县。他胸怀锦绣，为官清明，但因没有背景，仕途平平，甚至还曾被革职，在山东的二十四年间，做官的时间也不过六七年。
张翘轩“庚子冬六十六岁上(1900年)，病故在济南”。身后家无长物，一贫如洗。但张翘轩留给儿子季鸾一种精神财富，就是“报恩思想”。张翘轩为报答刘厚基和蔡兆槐的知遇之恩，曾在家中设立二人祭祀牌位。张季鸾后来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这种报恩主义已经超越了其父单纯的个人间的报恩，而扩大并升华为一种世界观和处世态度。
翘轩病逝后，很多人劝其遗孀王氏留在山东生活，但她坚持要将亡夫的灵柩运回老家。1901年，王氏带着14岁的少年季鸾和两个幼女到沂水辞别娘家，母子四人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故乡。后来张季鸾回忆：“一路的困难不必说了，到家即发生生活问题。全家箱匣中，只有几只元宝。有一处伙开的商业被人吞没，成了讼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游学，艰难家计，一身承当。”
这次回故乡可以看作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的开始，之后多年的困苦磨练着少年张季鸾的意志，艰难的生活让他更加体恤母亲的辛劳，而在困境中得到的帮助更使他确立了人生的态度，“感恩”！
张季鸾的母亲王夫人，是一位极慈祥平和的女性。在艰难的条件下，她让儿子去读书，这种选择对她和她的儿子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在旧社会，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该选择前途职业了。一般来说，有读书和习业两种。读书的不仅要看孩子的资质、兴趣，而且还要看家境。选择读书，不仅要请名师教授，而且家中还要有书可读；另外读书人要“十年寒窗”，家中必定要有固定收入，可以栽培得起。特别是一些贫寒子弟，一人读书，背后必定有一人甚至数人长年累月的牺牲和支持，甚至一个家族的帮衬。所以在古时，常有士子夺得功名，立于朝堂之上后，皇帝为其孤嫂寡母赏封立碑的故事。而习业，则是很多城市里贫寒子弟的出路，到个小作坊，从学徒做起，熬个两三年，出了徒，就可以有薪水赚，养家糊口了。现在张季鸾的母亲下决心让儿子读书，其实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付出更大的辛苦了。
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作为独子的张季鸾可能早就要去习业做学徒，挣钱补贴家用了。当然有机会读书也是因为他聪敏过人，刻苦好学。当年父亲还在世时，常教季鸾读书，他过目不忘，作文一挥而就，词意超群，为父亲所钟爱。现在，母亲下此决心，也有不想辜负先夫对唯一儿子的期许，慰祭先夫在天之灵的意思。
1902年初，张季鸾在榆林师从名儒田善堂先生就读，熟谙“四书”、“五经”，乃至《国策》、《国语》等，延榆绥道陈兆璜很赏识他的文采，又同情他家境贫困，于是把他召入道署，与自己的儿子共读。
就在张季鸾开始苦读国学，学业起步的时候，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正经历着新旧势力激烈的对抗。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各种矛盾此消彼长。1902年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慈禧和光绪自山西返回紫禁城。为实现对洋人的承诺，取消领事裁判权，慈禧宣布改革，实行新政，基本恢复了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期颁布的改革措施。慈禧通过经济改革，使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清政府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由于日本国力飞速发展，又比邻大陆，成为留学首选，1902年成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
政治的松动促使国内外改良派知识分子再度掀起创办报刊的高潮。除了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创办的言论性报纸《大公报》外，1904年6月12日，近代中国另一份颇具影响的大型日报《时报》在上海创办，主持者为从日本回来的狄楚青；8月16日北京的彭翼仲倾其家财创办了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京话日报》；同年3月11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东方杂志》也在商务印书馆诞生。海外流亡的改良派也创办了很多报纸，最具影响的是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这些报刊提倡君主立宪，改良变法，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同时，孙文领导的以《中国日报》为首的革命派报刊也大为发展，它们以日本为主体，遍布东南亚、美洲等地，并与改良派大论战，要求抛弃改良，进行革命。
清末十年是传媒先驱们广泛办报的活跃期，是中国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期。这期间，15岁的张季鸾又受陈兆璜资助到醴泉“烟霞草堂”读书，遇到了对他学识、品性、人生影响巨大的老师刘古愚。
大凡一个人，少年、青年时多受家庭和师长的影响，步入社会后，能够影响他的多是环境、朋友。因此我们考察一个人，在少年、青年时多从其家庭、学校、老师入手，特别是他非常喜欢和崇敬的师长，因为这些人的影子常常在他成年后的思想行为中得到体现。如近代著名学者，也是中国近代报人的王韬，就有其师顾惜的影子；而张季鸾成名后对其恩师刘古愚的回忆和评价，简直就是对自己人生、性格作的诠释和总结。
刘古愚，名蒉，是一位和北宋儒学大师张载志趣学行相仿佛的“关学”传人，对张季鸾学识、人生观有重大影响。张载，字子厚，关学学派创始人。该学派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学贵于有用”，比较注意观察、研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青年时期的张载，对于西夏统治者不断侵扰、掠夺而造成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满怀愤恨，对于北宋的腐朽、软弱大为不满，企图组织武装夺取洮西地区，以解除西夏统治者的侵扰。他对于当时大官僚大地主的巨额土地兼并甚感忧虑，主张用“井田”的办法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关学”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载在陕西眉县的横渠乡间讲学，其规模和南方的岳麓、东林没法比，但是，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
八百年后的刘古愚在醴泉讲学，条件更为艰苦，影响也很大。陕西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很多都接受过刘古愚的教育。民国时期著名的“陕西三杰”，其中两个就是他的学生：于右任、张季鸾。他们都深受老师的影响：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板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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