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还不能说干就干。卫生局领导宣布设立一个六人班子统管创作，即：局政宣组、院政宣组、工宣队、医生、麻醉师和画家。其中政宣组和工宣队是决策领导，画家执笔。大家根据沐黎的构图谈呀改呀，费时不少。就像沐黎的爸爸一样，不管内行话外行话都听着，然后慢慢修改，直到让言者满意才算通过。当然，需要坚持的地方沐黎还是暗中坚持了。终于在指定的“画室”里树起了1.7米乘2.3米的大画布……
那是间明亮宽敞的大房间，有点像标本室，四周嵌在墙上的架子上摆满了玻璃瓶玻璃罐，内装福尔马林液浸着的人体器官。房中央搁架铁床，铺着席子，就是沐黎睡觉的地方。床那边一个支架上挂着一具精致完整的人体骷髅，而床这边便是沐黎挥毫运色之地。每逢阳光斜射而入，白骨森森，满目都是心和肺等人体器官……大多数人一定会觉得恐怖，但沐黎比较理性，笃信科学，对此视若无睹，加上注意力全在画上，顾不上害怕……听沐黎亲口说这些时，我就有点寒颤，后来亲眼见到，更觉毛骨悚然……
其实那张铁床根本不能睡，上面坑坑洼洼的，沐黎只好把它推到墙边，将席子铺在地上，夜深人静时还可平整地躺一躺。我从干校回家，烧点“鱼香肉丝”步行来回给他送去补补营养。除了见到那些可怕的东西，角落里还堆放着游行用的旗帜、锣鼓等等，又脏又乱，所以每次还要帮他打扫一番，打扫时低着头，根本不敢看那些器官之类的东西。沐黎很懂事，总是喊“妈妈，你也坐下来一起吃”。我强忍住泪水，告诉他“我在家吃过了，还有一大碗呢，回去再吃”。这是只有母亲才会顺口编出的谎言。沐黎信以为真，把我仅花5角钱买来的肉丝津津有味地吃个精光。回家路上，我再也控制不住，边走边哭，越哭越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作了什么孽，牵连到儿子要遭如此大殃。可看看周围的人，比我吃的苦还多，有的干脆提前结束生命，以求解脱，我比他们好多了，这么一想也就释然多了。
沐黎白天在牧场顶风冒雨苦干，夜晚在灯下画到万籁俱寂周末仍然争分夺秒挥笔不停。我最难忘的是，由于晚上没睡足，白天他还在烈日暴晒重体力劳动，沐黎满头大汗腾不出手擦，只好急中生智改变眉毛的走势，避免咸汗流入眼睛，不由对眉毛的作用深有体会。
在创作这幅油画的过程中，沐黎花了很大功夫。比如研究白色调。因为当时的手术室和医务人员的服装都是白色的，要在“白色”的范围里表现出不同的层次，体现立体感，有一定的难度。于是他反复调配各种冷暖调子的“白色”，觉得满意了才上画布。还有人物的肤色，也力求做到够红(当时强调工农兵等正面人物的肤色一定要红彤彤的才算“革命”)又不太红(因为这幅画蓝色的面积很大，肤色太红会不协调)的极限，让画面上的冷暖色调达到平衡。为了美观，他还运用平面几何和透视的原理，把原来的长方形地砖改造成正方形，等等。
创作结束，沐黎考虑到当时的社会风尚便没有署上自己的姓名。这样一来六人小组成员个个心里明白，个个高兴。当时北京正在筹备次年5月23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这幅《针刺麻醉》同时也拿到北京展出。正在上海展出的油画拿去是不可能的，沐黎只好再画一幅直送北京，展出时易名为《针麻传统创奇迹》。据他自己说，因为是第二次画，弥补了一些不足，所以比上海的这幅构图更完美。
其实，北京的那幅等于再创作。沐黎有意把手术室的墙角从原来的90度扩展成120度，看上去更宽敞；女麻醉师伏靠床头案，更显关怀状；色调处理更冷、更雅，显得更安宁，肤色也随之降温。《针刺麻醉》与各省市送审的作品共同陈列在中国美术馆大厅中，堪称“万红丛中一点蓝”，显得特别与众不同。
暂借到北京全国美展改画组工作的陈逸飞回来说，有天他走过《针刺麻醉》前，吃惊地发现改画组的另一位画家正试往画中的人物脸上涂红油，因为有位头头嫌脸色不够红要他重画，他不忍又不便违命，想以此交差。陈逸飞和他商量下来觉得涂红油照样毁了画，实在可惜，便拭去红油，上报“脸已加红”。奇怪的是再审时居然被那位头头通过了，北京版《针刺麻醉》这才逃过一劫。1978年，北京的那幅被中国美术馆作为正式收藏品，发了证书和象征性的“收购费”300元人民币，上海的这幅，还被美术馆压在仓库里，沐黎也打算捐赠给上海美术馆。
他的这幅作品在国外也深受欢迎，所以又画了一幅原作三分之一大小的，到处参展。尤其难得的是1998年2月美国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举办“中华文明五千年展”时，北京版的那幅《针刺麻醉》作为中国美术馆的藏品远渡重洋参加展出，沐黎也应邀参加开幕式，出席了为画家举行的座谈会。
P25-33
意在丹青画忘归，顽心少染世间灰。
扑蝶夏野摧红绿，捕蟹秋田剖瘦肥。
时似箭，岁如骓，箭飞骓去莫能回。
无心顺雨积池水，有意随云放电雷。
15岁那年，初中学习正酣，我写了这首倚今声小词《鹧鸪天·十五自审》。36年过去，捡起重读，竞发现它形象地录下了自己的初影。
我6岁起无师自涂，作品铺墙盖地。9岁到少年宫受训，嫌水彩不过瘾，迷上油画。周末必到乡下写生，捕鱼追乌，流连忘返。考入重点中学后，跻身数理化尖子群中，环境的影响使我搁下画笔，投入科学兴国的洪流。
十年动乱将我家抛人万丈深渊，粉碎了我上理工大学的梦。上山下乡时，我为解闷重操旧笔，速写周围辛劳的人们。那时正是竖露天“宝像”的全盛期，我很快被各单位轮流借用，四年风吹日晒练就一门本事，能在群众围观下，高立活动台，远持丈长笔，一鼓作气画完几人高的油画“宝像”。可决心一辈子做画家，却非顺势而已。我耗时三月考虑各条人生路，结论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进能立业，退能托情，仅此一途。从此我全心全意投入绘画事业。
我订了两项五年计划：第一项是业余创作，在上海和全国美展上推出了《针刺麻醉》、《春雨》、《转战南北》等作品；第二项是自学高等美院教材，逐科操演，无一疏漏。两项计划完成时恰逢高考恢复，使我有幸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系首期研究生班深造。毕业创作《霸王别姬》显露了我对中华历史的爱好和自豪，成为自己在国内奋斗多年的总结。
1981年我考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绘画系。当时中英社会差距极大，新人新事天天出现。在学院的器重、友人的款待、收藏家的喝彩和媒体的注目中，我精神振奋、孜孜不倦地吸收和创造。油画、壁画、装饰画、插画样样涉足，画风粗犷、冲动感强。在和画界泰斗佛洛伊德、诗界泰斗斯潘德合作之后，旅行世界成为继续提高的手段。我系统地走访了欧、美、亚、非30国，揣摩艺术精品，研赏胜地民俗。三年多留学生涯结束时，我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更认识到艺术没有疆界，我愿为世界而画。
1985年刚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罗德斯校长就召见我说：“康乃尔是一所非常美丽的大学，希望你能画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巴克副校长亲自导游，在宽广的校园和近郊指点绝景。漫步溪谷，独坐青石，渔夫垂钓，蜂舞蝶绕。我满怀激情地画起来：瀑布、幽涧、钟楼、湖光……四年校园画展的成功，使我不但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还爱上了这里热情智慧的人们，画下了许多他们的形象。后来大学董事会请我画了一幅大型校园风光图，在罗德斯校长的退休仪式上赠送给他。这幅画，成为对他10年前那番期望的最好回答。
成功推动我的步伐走遍美国的高山大川，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画到大峡谷，从康州老舰画到加州岸松，从辛辛那提的河道画到黄石公园的喷岩……野炊露营，流连忘返，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周末写生。对自然的研究反过来研究了我自己：为什么爱广角全景？许是心胸宽广；为什么爱细节描绘？许是对科技的余情；为什么爱浩瀚云天？许是从小就想“随云放电雷”吧！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哪个画家不愿有一处能作画的世外桃源？来到加拿大后，地广人稀，生活安裕，各族文化共存，女儿们在英、法、中三种语言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我的创作也呈明显的多元化：一方面描画蒙特利尔的市容人物，另一方面偏重中国的自然风光。十年动乱中我曾浪迹全国，寄苦恼于锦绣河山。当时纯风景画正遭批判，佳境登高，心潮起伏之余，只能赋诗，而推画念于脑后。不想这一推竟达30年之久，恍若隔世。睁眼只见窗外白雪，墙内炉火，中国繁荣兴起的场面在电视上闪烁，久存脑后的佳境突然倍加亲切。我打开音响放起《黄河》与《梁祝》，着手创作中华绝景：漓江雾、天山雪、长城巍、江南秀，窟凿龙门、佛立乐山、飞瀑黄果树、烽火嘉峪关……30年积情尽入笔色，酣畅淋漓，何其痛快！
史书常评英雄爱江山，庸君恋美人。我江山美人都画，大概算得半个英雄。尤其在画裸体时，我爱将孪生裸女的前姿后影同现画面，配以优雅的大自然或纯静的石雕塑，追求永恒的美，而不是昙花一现的艳。音乐在创作过程中颇起作用。如果说贝多芬的交响乐能在画山水时开拓我的胸襟，莫扎特的钢琴曲则能在画裸女时柔化我的情怀。恰当的音乐能使我“进入角色”，将名曲精华不知不觉地灌注到画笔中去。
交游广泛，肖像画自然经年不断，对象常为友人。除以个人观感刻画神态外，真衣实具都尽量纳入构图，有时甚至包罗许多事物，以求瞻仰人之一面时，还略见人之一生。人生沧桑，多年后翻阅这些肖像画留影，回忆便展翅飞起……肖像画之本意，不正是留念存情么？
文学历史著作常突然提供灵感的源泉。读英园诗人布莱克名句，我画下8幅《天真的歌》；熟悉历史使我插画《中国文化大全》时驰骋自如；博览泛读，引发一批幻想画，甚至在画动物时，我也爱借用寓言手法，刻画它们的人性。历史与浪漫之结合，集中体现在《孙中山在伦敦》一画中。当时我常去大英帝国博物馆，在阅览室里看到他写“三民主义”时用了六个月的桌椅，感慨万分。1897年他客居异乡，几近孤家寡人，却力转乾坤，召唤亿万民众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百年革命史不正始于他笔下么！他伏案疾书的身影突然闪现在眼前，几乎伸手可及。我奔回画室，直扑那幅大画布_日以继夜地工作。我之所以被彼得‘莫尔斯基金会选为1983年全英15名最佳艺术家之一，这幅画的诞生是重要因素。
1998年春夏，“中华五千年文明展”先后在著名的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总馆和西班牙毕尔堡隆重举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针刺麻醉》也参加了展出。开幕式上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看到多年前的画光彩如新，我不禁心情激荡。忆旧之余，更沉思为何自己在“文革”中的业余创作最终会走进世界艺术的圣殿。是画凝聚了我个人的奋斗精神？是画体现了中华国粹？是画代表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
也许都是。但最主要的是只有中国本身的繁荣昌盛才能使她的艺术大规模地走向世界，取得与国力相等的声誉。我和我的同辈画家，不论自觉与否，已经成为这一历史潮流的先驱。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跨过天命之年后，庄严之中，心中难免升起几分超脱之感。人问此书要否请人作序，我说自己关心的是光阴飞逝，尚有无数构思没有画出。也许得像陶渊明般隐居，像司马迁般专注，像齐白石般长寿，才得倾才酬世，届时再撰春秋不迟。至于从写《鹧鸪天》算起的36年浮沉，就了结在《五十抒怀》这首“倚今声七律”的弹指一吟间吧：
天命难伏不老公，当年煮酒论英雄。
风驰魏剑声惊虎，血染吴旗色骇龙。
蜀道崎岖藏旧泪，夷疆广阔展新容。
丹青一笔定天下，笑点故国霞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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