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
在考虑写这一节时，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在为一位开明绅士树碑立传？不，我的本意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能不能离开刻板的阶级模式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刻画出来，让人们知晓他的坎坷经历，让人们从他身上看到这一阶层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里的思想变化？他只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缩影，他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政府对这一类人政策的起伏及其后果。这或许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时代变迁中这一特定类型人的生活和思想轨迹。
生平
父亲名华，字临川，上学时的学名为朱华；1907年10月16日(农历)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朱家港；青年时就读于嘉兴省立第二学堂，即省立嘉兴中学的前身；毕业后考入上海法政学院，从师于沈钧儒先生麾下，未毕业，即返乡成婚、继承祖业。祖父传下来有良田600余亩、房子50所。抗战胜利后父亲和朋友合伙开皮鞋店和米行，后鞋店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经营米行。1954年起，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米行关门。他就经营住房的管理业务：修理、翻新、出租并收取房租。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他天天看报，力求紧跟形势，并努力完成街道办事处布置的一切义务工作。1958年房产社会主义改造后，靠定息、子女接济和经营杂货小店为生，故尚能自得其乐。
性格
父亲身高一米八五，身形消瘦，背部略弯，50多岁时脸上已出现条条皱纹，记载着他的沧桑岁月和不凡经历。平时他神情不温不火，既不热情也不冷漠，脸上总是挂着丝丝笑意，但有时却十分严肃，令人敬畏。他稳重斯文，嗓音柔和，既无商人的市侩习气，也无豪绅的骄横跋扈，从头到脚显示出旧社会知识分子清平淡雅的风度。我小时候总觉得他对孩子不苟言笑，严厉有余、慈爱不足，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但到晚年，岁月磨掉了他性格上的一切棱角，他变得温和慈祥，甚至优柔寡断，偶尔还能窥见他抱抱幼女心辰。
人生哲理
父亲的人生哲理是“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吃亏就是占便宜”。因此，他借出去的钱从不追讨。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追讨？他的回答是：“我能借给人家钱说明我富他穷，有朝一日我向他人借钱，那说明我穷他富。这好吗？”他待人宽厚，乐于助人，畏强但从不欺弱，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代清高的旧知识分子的缩影。这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政府宽大的内在原因。
铁蹄下的苦难
1937年7月嘉兴沦陷。据父亲讲述，抗战时期，我家逃难到上海徐家汇，后又搬家到虹口区。我于1938年8月28日(农历)生于上海广慈医院(现改名为“瑞金医院”)。日军侵占嘉兴后建立了伪政权，社会秩序逐渐“平稳”。不堪在上海租界居住费用的重负，父亲带着全家返回嘉兴，开始过亡国奴的卑贱生活。
父亲说，抗战八年中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嘉兴想打听情况。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走过西河街(现称t‘解放路”)日本兵的岗哨时未停步鞠躬，日本兵就端着带刺刀的枪，过来不由分说一个耳光打在父亲脸上，他的眼镜掉在雪地上。他捡起眼镜戴上后勉强鞠躬，才逃过一劫。这就是亡国奴生活！
我记得抗战期间我幼年的生活中饭桌上的菜总是腌雪里红，偶尔有点小鱼小虾，算是开荤了。中秋节吃月饼是我小时候最盼望的乐事。可是像银圆大小的苏式月饼兄弟姐妹每人只能分到半块。可见那时生活的拮据和艰辛。八年抗战，嘉兴人过着战战兢兢的艰苦日子，受尽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凌辱。记得父亲为求生计经人介绍到天宁寺街小学执教，我也随他上了该小学的一年级。有一天到校后，听同学说看校门的老工友在童军路上被日本兵的狼犬扑咬，倒地猝死。国耻民辱啊！
那时每到暑假母亲就带我步行十几里路到嘉北朱家港料理农务。路上要经过日本鬼子的炮楼。我看到炮楼下的日本军犬对着我们狂吠蹦跳，真是心惊肉跳，低头紧紧拉着妈妈的手。妈妈抱起我快步跑行，时不时回头窥视炮楼上的鬼子和炮楼下的狼犬。走过100米左右，我们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与我们同行的一位妇女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是日本兵在炮楼上练射击。我和妈妈惊呆了，拼命往前奔跑逃命。
听父亲说，有一次他无奈和五叔叔(管家)去乡下收租，被日本人的便衣队抓去关了一夜。提审时他用英语说明身份(小学老师)才得以获释，但他坚决拒绝为日本人做事。
抗战时期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苦熬八年，父亲胆小不敢出门，又怕汉奸来敲竹杠，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许多麻烦棘手的事常由才伯(我姑妈，终身未嫁)去应对。才伯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到处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我那时上小学二年级。嘉兴童军路上有一座日本侨眷的小学，里面上学的全是日本孩子。他们从小受武士道熏陶：冬天穿黄色呢子短裤。他们以前老欺侮街上的中国孩子。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小学的大孩子出于复仇心理见了日本孩子就狠打一顿。我回家把此事告诉父亲，但他说不要打孩子，孩子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记得抗战胜利后嘉兴日本兵军营里的士兵断绝了供应、饥饿难忍，就拿日用品与中国小商贩换烧饼吃。父亲从商贩摊上给我买了一条机枪皮带当腰带用，我从小学二年级一直用到大学一年级。
抗战胜利后父亲开始经营米行，生意越做越兴隆。但好景不长，国民党贪污腐败，前方战事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后方物价暴长，民怨沸腾，民不聊生。1948年上海蒋经国的“平价运动”波及嘉兴，父亲的米行难以为继，开开停停，苟延残喘。由于金圆券的大幅贬值，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从人们的脸上一扫而光。记得1949年初我用一张壹仟万元的金圆券新票只能买到一个烧饼。金圆券已经信誉扫地，许多商号拒收金圆券，铜板和银圆一时成了市场上吃香的流通货币。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为了轻装逃命，他们抛售军营里的大米，一块银圆可以换到一麻袋(150斤)
P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