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利物浦；我来了，汉堡！忽然之间，一生一次的机遇摆到了他们面前：“‘披头士’们来了！”这是1964年四位利物浦小伙子在美国首次巡演时，美国年轻一代的高呼；我们在此刻借用，只是为了表明到1960年，乐队确定了最终命名。1960年7月30日，他们在利物浦格罗夫纳舞厅(Grosvernor Ballroom)的最后一场音乐会被迫中止(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因为发生了激烈的群殴，造成了不止一人受伤，最后招来了警察。此后舞厅被迫关闭，要隔一阵子才能重新营业，而且条件是排除任何摇滚乐表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在当地找活儿可是越来越难了。因此经纪人艾伦·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说服他们于1960年8月16日离开利物浦，前往汉堡。抵达汉堡的时间是17日晚上；成员如下：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皮特·贝斯特————卡斯巴俱乐部老板莫娜·贝斯特的儿子。这个人在8月12日一次装装样子的试唱后加入进来，其实原因在于，乐队又阵发性地没有鼓手了————也就是说没有了斯图尔特·萨克利夫。此行的目的地，是汉堡著名的红灯区绳索路(Reeperbahn)的最底层舞厅。他们从抵达之日起到10月3日，一直在因德拉俱乐部(Indra Club)演出，也就是说被强迫进行了48个晚上、相当于200小时的舞台表演！在抗议————是俱乐部几名熟客提出的关于噪音(！)的抗议————之后，因德拉的老板同时也是乐队的临时“雇主”布鲁诺·考斯卡米德(Bruno Koschmider)决定让他们去自己的另一家俱乐部凯撒凯勒(Kaiserkeller)表演。“披头士”在那里从10月4日演出到11月30日，整整58个晚上。可恨的考斯卡米德(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坦克装甲部队成员)用带有汉堡口音的古怪英语叫嚷着“Mach Schau！”(也就是“Make Show！”“作秀！”)，不断骚扰“披头士”。他最需要乐队成员们做的，就是在舞台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东奔西跑不要停。在最初的敬畏和恐惧过后，“披头士”以一种挑衅的姿态对考斯卡米德的命令置之不理，在舞台上一动不动。与此同时，绳索街136号新开了一家十佳俱乐部(Top Ten Club)，比凯撒凯勒要高档得多(至少按照汉堡的标准来说)。“十佳”的老板皮特·埃肯(Peter Eckorn)一心想和考斯卡米德竞争，从他那儿挖走了舞厅保安负责人霍斯特·法舍尔(Horst Fasher)，又雇了一位比较有名的英国歌手托尼·谢里登(Tony Sheridan)和他的乐队“喷气机”(Jets)。
“披头士”是认识谢里登的，有时结束了凯撒凯勒的演出，他们会去十佳俱乐部捧场。事实上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捧场，考斯卡米德因而指责他们没有遵守合同(规定不能在凯撒凯勒方圆40公里内演出)，并且提前一个月下达了解雇通知。
这最后的一个月时间非常短，因为考斯卡米德的告密，德国警方得知乔治·哈里森尚未成年：身为未成年人却在绳索街红灯区的夜店里表演，这触犯了日耳曼法律。10月21日，哈里森被西德当局驱逐，遣返回国。其他乐队成员害怕前“恩人”会再制造几个和警方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便跑到了十佳俱乐部；老板皮特·埃肯把他们安置在阁楼上(若不是出于好心，那就是为了嘲笑自己在生意场上的死对头)。一天晚上，保罗·麦卡特尼和皮特·贝斯特决心取回他们在班比电影院(Bambi Kino)的衣服和家具。班比是一家四流影院(说它是四流，因为不存在比这更低的级别了)，当初多亏了考斯卡米德的“慷慨”，“披头士”得以栖居在影院放映间后面。两个“天才小偷”在一片漆黑中找不到合适的东西照明，想到可以点燃一个避孕套————这种东西他们口袋里可从来都不缺————把它固定在隔墙上(另外有些说法是，他们直接点燃了墒纸)。在这微弱光线的指引下，他们成功地取回了自己的东西，逃之夭夭，可偏偏忘了熄灭“应急灯”。火焰在周围的油污中自动熄灭了，但这使考斯卡米德有借口控诉“披头士”蓄意纵火。时隔不到一小时，麦卡特尼就被反应敏捷的条顿警察逮住，投进了监狱，贝斯特紧随其后。第二天一大早，两人被大脚一踢，放了出来；可他们刚回到“十佳”不久，就再次被逮捕并被直接赶出了德国。
12月1日，麦卡特尼和贝斯特回到利物浦，窘迫、疲惫且再次丢了工作。
躲过一劫的另外两人，约翰·列侬和斯图尔特·萨克利夫，忽然发现自己在异乡成了相依为命的孤儿。前者在经过一番波折后回到利物浦；后者则因为害怕被驱逐而躲到了他的德国未婚妻艾斯特里德·科什赫尔(Astrid Kirchherr)家里。
到了这一步，是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题外话了：上面所讲的一切，都属于传说。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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